胡亮:一种新娘式的批评文体学

2019/7/22 8:48:00

胡亮:一种新娘式的批评文体学
——记胡亮《虚掩》《琉璃脆》《窥豹录》

 
  一、《虚掩》:外溢的评传
 
  六七年前,我还蛰居于海南岛——这片南中国最逍遥的乐土上。一天,在一本《元写作》里,我读到了《诗人之死》,并记住了胡亮这个名字。就像捡到了什么意外的宝贝,我马上把这篇文章推荐给身边的几位朋友,不出我所料,大家都对其赞不绝口。甚至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陷入《诗人之死》的气氛里,每次聚会,热闹之余总免不了涌起些伤情。这或可从侧面证明:《诗人之死》的言说具有某种宗教般的魔力,而胡亮正是那位老练沉稳的巫师。他用极大的耐心去记叙九位诗人的生平遭际,仔细辨别他们生命中的分厘毫丝。在这添血补肉、重新招魂的工作里,最可贵的是浮动在文字上下的感性召唤。
 
  《诗人之死》让我惊喜,它既包含着我所期待的,又带来了我未料及的;它肉感、丰盈、灵敏、可靠。每当我以为它像一阵蓝色轻风正要悠悠往上飘时,却又听到它的脚步里装满了大地的重音。从《诗人之死》起,我开始追踪胡亮的写作。在他的《虚掩》[①]一书里,《两个金斯伯格》《可能的七里靴——介绍敬隐渔的诗与译诗》《“且去填词”——读〈纪弦回忆录〉》《孙静轩》《“隐身女诗人”考——关于若干海子诗的传记式批评》等文章,都与《诗人之死》一样,或多或少地带有“传记+批评”的特征。我们先不妨将这些文章视为小型评传,所谓评传,就是带有评论与研究性质的传记,既要有“评”,又要有“传”。“评”考验的是批评家的看家功夫,即对研究对象的特质的发现与抓取,这就要求批评家以大量的文本阅读为基石,在重叠的经验上进行对比、辨证和挖掘;当然,“评”缺不了天生的艺术直觉,如果没有这份可贵的直觉,做再多的阅读和剖析,也不过只是学术的搬运工。“传”考验的则是批评家的文字功底,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叙事能力,即批评家如何勾连起批评对象的人生经历,在学理化的关照下将其带入文中;“传”的手法直接影响着观念的表达,它需要批评家锦心绣口,文彩精华。评传虽多,但出色者少。以萧红为例,关于她的评传不下七十种,但人们首先能想到的,或许还是葛浩文的《萧红评传》,此外才是骆宾基的《萧红小传》、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季红真的《萧萧落红》。至于其他版本,似乎很难给人留下什么记忆点。这告诉我们:评传写作是有难度的。
 
  对于评传,我赞赏的是《流放者归来》式的文本,初学者能通过它理清时代脉络,掌握知识重点,迅速进入文学语境;研究者能借助它展开崭新的思考,重新发现问题,甚至延用它所提供的方式去对比思考别的问题。总之,它对不同层次的读者都有所裨益。而由于诗歌/诗歌批评这一文体的特殊性使然,要写好诗歌(诗人)评传更是难上加难。“作为评传,与传记有别,对诗的剖析与透彻理解,从作品中抽象出诗特有的精神元素,高屋建瓴般地把握诗之总体,中外诗歌的对比中为诗人定位,由表及里,见微知著,需要批评家的慧眼,需要识见,需要广博的眼界和雄厚的理论准备。”[②]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阿克瑟尔的城堡》、希尼(Seamus Heaney)《约翰•克莱尔的Prog》、燎原《昌耀评传》、张光昕《昌耀论》都是值得一读的诗歌类评传。胡亮笔下的评传,亦是“评”“传”兼备,无一偏废;他总能举重若轻,以最简单、最轻松的叙述,去探解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迅速揭开某些晦涩作品的“谜底”——用这种方式,他回应了以上的西方评传经典。以《“且去填词”——读〈纪弦回忆录〉》为例,此文以纪弦生平为轴,围绕这根主线,谈及了新诗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如新诗早期对音乐性与非音乐性的论辩、新诗中的古典与现代论战、新诗分期问题等。“传”娓娓道来,有学理、有观点,有日神式的温度;“评”的每次出场,火候正是时候,能切中要害,并自然而然地带动“传”的发展。例如,当胡亮对纪弦生平的梳理完成后,便评曰:“纵观纪弦一生之作品,或可如此拈出其最著之特征:曰调侃,曰相对论,曰神学和科学。”[③]接下来,又以介绍诗歌《预立遗嘱》(1992年)、《水火篇》(1999年)为话头,讲到了纪弦之死:纪弦希望自己的骨灰能撒入太平洋;他喜滋滋地设想,千年之后,有美女在旧金山海湾垂钓,得一小鱼烹食,得其灵性,亦成为杰出诗人……我们看到,以上评与述的衔接如水潺流,不留斧迹。按理说,评传能写到这般周正已算是很成功了,但对胡亮而言,评传并不是他的目的,倒更像是他的阅读的自然衍生物,是阅读的整理;是手段,是通往诗学认知的载体。因此,这些评传又有着溢出评传的成分,它们既包含着评传中不可或缺的思考结果,又像自然生长的绿植,呈示着思考的过程。而后者在文中的份额常常较前者多得多——胡亮擅于提出问题,并用评传的方式去一探究竟。在大量的实践中,他发现“一些文本的幽深与陡峭之处,无论怎样细读(Close Reading),都难以求得合乎逻辑、令人信服的阐释。而传记式批评一旦介入,这些看似蹊跷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一切都有因由:千般玄妙都来自柴米油盐的真实颗粒”[④]。
 
  然而,诗歌本身就是一种玄妙之物,包含着无限的神秘性,谁要是声称自己对诗有百分百的解读能力,那他要么是独裁者,要么智商令人着急。胡亮显然不愿充当这两个角色中的任意一个,他宁愿在问题的迷宫里天马灿烂地探寻,如果还是跨越不了问题的难度,那就干脆留下敞开的结尾。“这将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乐趣永远来自于计算,而不再是答案。”[⑤]这样一来,他的批评里既有结论,又有“反结论”,宁可对研究对象发问,也不轻易下结论。直到文章收尾时,他剪开的所有“文口”仍处于张开的状态。这是一种对话式批评,内含极大的交流空间。诗无达诂,胡亮的阐释告诉我们:比起“计算”的乐趣来说,答案并不重要;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其实已经在计算和对话的快乐中获得了。
 
  二、《琉璃脆》:当代新诗话
 
  在《虚掩》里,胡亮点燃评传的烛台,照得这一台诗歌龙门阵活色生香。然而,这只是他诗歌盛宴的一个开头,那种时刻外溢的冲动宛如“批评力比多”,必定在某个时刻,推动他进行新的尝试。《屠龙术》[⑥]就这样诞生了。与其说《屠龙术》披着中国古代诗话外衣,倒不如说它是中西古今在微博时代相互碰撞产生出的思想火花。乍一看,《屠龙术》确有中国古代诗话的样式,但它涵盖的内容远比古代诗话多,胡亮说过,“在文学的阅读、写作和批评方面,黄色时代(复古)早已式微,蓝色时代(崇洋)尚未消颓,接下来,我愿意参与建设一个中西古今相会通的绿色时代”[⑦]。包裹着“绿色时代”野心的《屠龙术》,也记录了胡亮在中西古今各个方面的阅读痕迹,他能准确地提取出阅读中接收到的关键词,将它们整入自己的诗学体系,如“‘永矢弗告。’《诗经·卫风·考盘》如是说。此篇堪称最早之元诗(metapoem),已然触及语言有限性这个问题”[⑧]、“王国维教我三个词组:‘句秀’‘骨秀’‘神秀’”[⑨]、“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教我一个词组:‘亚文化群体’”[⑩]、“昌耀教我一个词组:‘命运之书’”[11]。《屠龙术》不仅是一部阅读之书,还是一部建立之书,它想要建立的是一种新的诗话批评模式,这种“当代新诗话”,不仅可以阐释古典汉诗、汉语新诗,也可阐释世界诗歌和广泛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在《屠龙术》中,胡亮惜字如金,锻造了许多箴言式的短句,谈及了诗歌的重点问题,直指文学的“常量”,如“歧出之必要”[12]、“词只是一个信封”[13]、“诗歌即挽留”[14]、“诗只是诗意的试金石”[15]。

  截至2016年4月,《屠龙术》已经完成的部分被收入《琉璃脆》一书,后者是沈奇主编的《当代新诗话》丛书第二辑中的一本。诗话原是中国古代批评文体的一种,钟嵘《诗品》已初见诗话文体自觉。及至宋代,诗话之风盛行,欧阳修《六一诗话》、严羽《沧浪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等皆出自这一时期。明清时期诗话亦不少,有杨慎《升庵诗话》、袁枚《随园诗话》、赵翼《瓯北诗话》、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等。但文学革命以后,诗话在新文学中的影响力逐渐式微,西方学术范式占领了汉语新诗批评的高地,汉语新诗既未从古代诗话中受益更多,也未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现代诗话批评体系。而《当代新诗话》丛书的初衷,或许正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将新诗批评引向更灵活、更多元的轨道。它立足的背景是“当代”,想要突出的特征是“新”。所谓“当代”,必然包含了能透视当代文学问题的内在要求;所谓“新”,则须从古代诗话中生出裂变,无论是材料、视角还是方法,都要有革故鼎新的追求。《屠龙术》的言说看似散漫,语态时如琉璃古旧,实则牢牢抓住了“当代”与“新”这两个要点,“步入古人之町畦,须记得才吃了蔬菜沙拉”[16],正因如此,它在汗漫繁绮中又有所聚焦。时至今日,《屠龙术》的写作仍在进行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本文对它进行整体的讨论。就已完成的部分来看,这些个人化的言说已为新诗提供了某些方面的启发,其体例使人联想到诺瓦利斯(Novalis)的断片,丰富、自由、跳跃着思想的火花。波德里亚(JeanBaudrillard)说过,“断片式的文字其实就是民主的文字。每个断片都享有一种同等的区别”[17];蒋蓝亦认为,“断片是对思想的深犁”、“最适合个人思想表达的文体,往往是断片式的,而非体系性、制度性的高头讲章”[18]。谁都无法预测断片与诗话的结合还会碰撞出什么东西,也无法预测《屠龙术》将以怎样的面貌收尾,但可以肯定的是,胡亮还会把这部当代新诗话继续写下去。当然,这个不断“叛离”文体规矩的人,其野心还不止于此,他写着写着,竟又延长了断片的分身,《窥豹录》就这样产生了。
 
  三、《窥豹录》:窈窕札记与当代新诗史
 
  在《窥豹录》中,胡亮又和我们玩起了文体的“花招”,他用九十九篇小短文写了九十九位当代诗人,每一篇短文都只有一段,看似窈窕,如同被延长了的断片的分身。粗心的读者可能会被这种表象蒙蔽,将《窥豹录》仅仅视为一本诗学札记。
 
  从样貌上来看,《窥豹录》确实长着一副札记的面孔,可它与札记有着本质的不同,至少还有两个隐性身份。札记往往是即兴的、零散的、不成体系、缺乏结构意识。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反对阐释》便是一本关于当代文艺的札记,其中的一些篇章也直接以“札记”命名,如《关于小说和电影的一则札记》《关于“坎普”的札记》。《反对阐释》中提出了反对阐释、新感受力的新概念,包含着很多闪光的思想片断,但就整本书来看,这些闪光点并没有以紧密的形式结合起来,获得理论上的严密支持。毫无疑问,桑特格采用的是漫视的方法。《窥豹录》呢,似在写札记,实则借札记之骨相之性情来写一部当代新诗史,它的第一个隐性身份正是学术大叔。当代诗人多如牛毛,在诗坛范围内有名有姓者也不计其数,书中的九十九位诗人,却是胡亮反复精挑细选后留下来的。他把这些诗人按出生年代编排起来,在讨论他们的同时,也剥开当代汉语新诗的种种问题。所以,《窥豹录》不只是一本有时间意识的当代新诗史,还是一部有问题意识的新诗本体研究。胡亮说,为写作《窥豹录》,他读了不下一千本诗集,入选的九十九位诗人,他几乎都读过了其全部诗作。有时还要“反向阅读”——他的阅读不只是为了“选”,还为了“不选”。例如,他曾花一周时间阅读一位老先生的所有诗作,最后还是决定弃之不选。这份严谨的态度,才是学术研究的标配。对九十九位诗人的选择,不是随心任性就能搞定的,它就是一种文学史的整理、筛查和辨认工作,首先必须有学术的辨识力和挖掘力,其次才是批评的才情。学者的辨识力和挖掘力之于诗人,约等于摄影家之于模特,辛迪·克劳馥(Cindy Crawford)、华莉丝·迪里(Waris Dirie)、吕燕都有被摄影师发掘的经历。胡亮也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摄影家,能发现模特最有特质的一面,哪怕这一面在别人那里常常是被忽略了。在拍摄中,他所使用的镜头也是独一的,只听从于他视角的调遣,不受外在语境干扰。
 
  在严谨的结构之外,《窥豹录》还充满了别样的洞察。关于这九十九位诗人,胡亮并不想接老生常谈的班,他要撕下这些诗人的标签,重新凝视未经符号洗礼的他们。例如,在谈梁小斌时,胡亮先介绍说“半纯洁少年梁小斌,高烧住院,遭遇了不纯洁和纯洁的争夺。病友杨叔叔,因为给他讲梦遗或手淫,挨了病友陶伯伯的批判”[19],在这里,杨叔叔象征着不纯洁,陶伯伯象征着纯洁,二者对半纯洁少年梁小斌展开了争夺和拉扯。接下来,他分析梁小斌的名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和《雪白的墙》,是“证词般的写作,代表性的写作,陶伯伯和杨叔叔握手言和的写作”[20]。谈张执浩时,他是花了大量笔墨说张执浩的植物之癖,最后指出“写诗就是挽留小丘,并把小丘变成大山”[21]。谈到余怒时,他的目光最终落到诗歌地理学上,“除了余怒,还有海子和陈先发:有这三位诗人,安庆乃不得不成为当代诗的重镇”[22]。更为独特的是,胡亮用别样的洞察取代了对研究对象的直接的价值判断,打破了人们的阅读期待。当人们在阅读批评,尤其是《窥豹录》这种具有明显的选择性的批评时,潜意识里最想得到的答案莫过于是对好与坏的判断,他们急切地想知道批评家的价值判断是否与自己的判断相符。如果相符,他们就会有海内存知己之感,接下来会读得很愉快;如果不相符,一种隐蔽的失落感就会以更隐蔽的方式阻碍他们倾听批评家的意见,与批评家一道,对研究对象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和理解。在这一点上,《窥豹录》正好在叛逆的批评之路上“化险为夷”,不管是否出于对文学史写作传统/束缚的有意反叛,总之,它已规避了直接的价值判断,留下了敞开式的结尾;在打破阅读期待的同时,给读者制造些许的不适,再重新调教他们的阅读口味,带领他们探索全新的阅读快感。
 
  综上所述,《窥豹录》的第二个隐性身份是探险家,胡亮要探的是定论之险、谱系之险、文学史之险。他要摆脱新诗史写作中影响的焦虑,铸成一部个人化的当代新诗史。前文已提到,《窥豹录》还有一个学术大叔的隐性身份,它并不缺时间意识和问题意识,但胡亮没有选择以时间或问题为大纲,而是以人为纲。通过对九十九位诗人的谨慎选择和性感论述,他刷新了新诗读者的审美体验。整部《窥豹录》开阖有度:环环相扣的,是紧密地衔接在一起的当代新诗史;不断敞开的,又是文学史视野下的精彩批评——当具体的批评落实到文学史的架构里时,便也具备了一般的文本细读难以企及的厚度。
 
  四、形式革命:新娘式文体
 
  综观《虚掩》《琉璃脆》和《窥豹录》,胡亮的批评不仅内秀,还非常养眼,它们漂亮、丰富、生动、耐读,有很强的文体自觉性和文体革新力。首先,他很注重批评中理性成分与感性成分的配比。他注意到“感性批评乃是古来的传统。及至西学东渐,理性批评却占了上风成为主流……试看今日批评界,千人一面,皆学者之文也”[23]。其实,一篇成功的批评固然要有理性的加持,但也须有感性为底子;没有感性而谈批评,就像孩童谈论爱情或生育。可惜的是,今人常常耻谈感性,似乎感性会令批评蒙羞,会加添后者的不可靠性;殊不知,感性正是诗歌的维他命,缺乏感性的诗歌只能是语言的分行。而胡亮用他的批评恢复了感性的尊严。在批评中,他大方地运用感性,借感性之调度深化对诗歌的认识。当然,他懂得如何调节感性的河流、何时启动理性的闸门,让批评如同大坝之水,有放有收,经多方汇集终成大流。在具体的操作上,他将蜀语和批评语言巧妙结合,赋予批评方言特征,激活批评的弹性和洪荒,如“他们嘟囔着:‘老子不干了’”[24]、“我们必须要晓得”[25]、“并藉此转动了鬼火冒的字、词、句”[26]、“这是青春的想象力、乱劈柴的想象力”[27]。再如,他擅长将四字成语拦腰截断,只取一半,如同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笔下分成两半的子爵,充分发扬一半词语的品格,如“孤注一掷”他只用“孤注”,“孔武有力”他只用“孔武”,“正襟危坐”他只用“危坐”[28]。至于批评的语气,他也拿捏得绘声绘色,如果读者通四川话,能用四川方言默读,更是能感受到文中的轻重缓急、沉思高昂与文之悦,随着文字的节奏一起呼吸。胡亮深知上乘的批评是即便剥离了批评的成分,其余的成分也能独立存在,色韵兼修,骨皮皆美,不致坍散。这样的批评,一定是叠合了写作学特征的批评,既是批评,也是批评之外的写作。它是精神性的,也是身体性的,形象得能使人看清上面的指纹,这是一种有星空高度又不失人间烟火味的性感诗学;它并不排斥“毛茸茸的思想,狐臭的思想,多肉多汁的思想。或鱼腥味的理性”[29],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它为我们奉上了难得一见的鲜活。

  笔至此处,我已可断定:一种拥有个人专利权的、极具辨识度的新文体,正在胡亮笔下形成,或者说已经形成。在胡亮诗学研讨会(2018年,四川遂宁)上,有人认为,胡亮的这些文体或可引领批评新风尚,制造某种时尚。初闻此言,我亦觉有理,然而再一细思,却深感其独特有余,“时尚力”则不足。为何?这些文本犹如盛装的新嫁娘,“别求身段和声线,已经形成了亦中亦西亦今亦古的独特话语风格”[30]。它带给我们的惊艳与赞叹,它所充溢的纯洁的撩拨力,必定凝聚于婚前的时刻;而我们对新娘的想象,也必然暗含着某种时间的仪式感——所有的新娘都是一次性的,一旦出嫁了,新娘的身份便不复存在;所以,对新娘的所有模仿只能是赝品。而所谓“时尚”,必定有着强大的复制力,能带动广大的基数互相复制跟风,这与胡亮批评的不可复制性正好相龃龉。
 
  是的,胡亮的批评从一开始就拒绝了被模仿,不管是前文谈到的结构、语言,还是现在谈到的“纯洁的撩拨力”,都像是只配给一位新郎的新娘;一旦失去了这种一对一的原则,婚姻也就宣告失效。别人当然可以仿照胡亮的路数,写出《锁门》《钻石硬》《窥猫录》……但这些从婆姨转世的模仿秀一诞生就将被盖上赝品的钢印,因为自从敲下第一个字起,它们已失去了新娘的意义。甚至胡亮本人要继续写《虚掩2》《琉璃脆2》或《窥豹录2》,也会遭遇新娘身份的困惑。还好,作为主婚人,他还来得及重新设计出嫁的时间,延长新娘待字闺中的时间,以便进行更多的准备。
 
  据我猜测,除了延长和填补的工作外,胡亮不会在既有的成果上停留下去;当文体成为他手中的魔方,他还会开创新的批评文体,辟用新的写法。敬文东认为,“胡亮是当下拯救诗学批评于低谷甚或绝境的少数人物中的一个”[31],我深以为然。新诗批评走到今天,正在一个看似热闹实则低效的低谷里打转:批评之于诗歌,正在大面积地失去(或已经失去)有效的指导力和引领力,诗歌自身的发展、裂变与更新,更多地是依靠其本能而不是依靠批评的带领;批评之于批评,也在相互复制中丧失了活力,它们面目模糊而整一,彼此之间缺乏对话的能力,更不用提相互促进的可能。在这样的困境下,胡亮的出现就尤显可贵,他不仅保有“批评力比多”,保有极大的耐心与韧劲,还有锐利的洞见和灼灼的才华,而这些因素,都是当代新诗批评中所稀缺的。当代新诗需要这样的批评,需要对沉寂的激活和对灰尘的赋形,需要重新建立一种具有对话力、指导力,并且不失趣味与活泼的批评范式。
 
  最后我还要说,胡亮生于七十年代,和我一样是新千年前后的互联网受益者,在网络时代,我们身处同样的话语环境,接受同样的资源教益,故可算作同时代人,然而他的批评已远远地走到了我的前面。作为读者,我从这几本书里获益匪浅;胡亮是我的榜样,我为自己身旁能有这样的同时代批评家感到骄傲。
 
  作者简介
 
  杨碧薇,云南昭通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端午》诗刊副主编。著有诗集《诗摇滚》《坐在对面的爱情》,散文集《华服》。在《南方周末》《汉诗》等开设批评专栏,重点研究新诗、新诗与当代艺术的联动。
 
  注释:
  [①]胡亮:《虚掩》,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本文有关《虚掩》的摘引均出自这一版本。
  [②]韩作荣:《谦卑而清澈的光亮中现身》,燎原:《昌耀评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序言,第5页。
  [③]胡亮:《虚掩》,第98页。
  [④]胡亮:《虚掩》,第149页。
  [⑤]胡亮:《虚掩》,第50页。
  [⑥]本文谈及的《屠龙术》,出自胡亮:《琉璃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卷上;摘引均出自这一版本。
  [⑦]胡亮:《虚掩》,第10页。
  [⑧]-[16]胡亮:《琉璃脆》
  [17]波德里亚:《断片集:冷记忆3》,张新木、陈旻乐、李露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页。[18]蒋蓝:《一个随笔主义者的世界观》,《天涯》,2010年第1期。
  [19]——[29]胡亮:《窥豹录》,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95页。本文有关《窥豹录》的摘引均出自这一版本。[30]吉狄马加:《窥豹录》推荐语。[31]敬文东:《窥豹录》推荐语。
 
  来源:中华文学选刊(微信公众号)
  作者:杨碧薇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720/c404030-31245844.html
 

更新时间:

全部评论()

本网站由阿里云提供云计算及安全服务 Powered by CloudDre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