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亚:谁能同时站在两条彩虹的上面

2019/6/27 8:27:00



谁能同时站在两条彩虹的上面

——姜红伟《诗歌年代》序

 
作者:徐敬亚

 
  按结绳记事的古法,1976,绝对是中国之绳上一个特大疙瘩。万马齐喑的10年苦难之后,一首晚清七绝充当了郁闷民族破败心声的出口:“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一悲愤到斗胆劝天的诗句,频繁出现于中国报刊的结果,不仅鼓动了“人才”们日渐恢复的雄心,也可能暗中提醒了正梦想开创新政的当权决策者。
   
  人才,从来就是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它随时暗藏在天空的云朵深处,而漫天大雪从来是无中生有、说下就下。新时代的价值标尺一旦确立,自由与尊严之光,立刻照亮了无数平民百姓的壮志前程。
 
  高考,果敢而神速的恢复,预示了一次精神“重新抖擞”的回光年代。几十年,龙生龙凤生凤、英雄好汉反动混蛋——仿佛天降的全民科举,使弓背弯腰人们脸上的罪孽红字或火烙金印仿佛瞬间消弥。进京赶考,范进中举,无数平民浪子一举升天的故事,一夜传遍天下。
 
  人的变故,就是天下的变故。一件事情发生后,埋藏在其后的一系列事情注定接着发生。在此后来临的民主精神闪光后,一年连接一年、持续不断地,中国大地上呈现了一次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横跨几十年时空的诗歌热潮。
 
  两条彩虹同时升起,英雄必然倍出。
 
  一条彩虹,托起了疯狂范进中举。另一条,使中举后的范进更加疯狂。
 
  这就是本书——《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版)之所以诞生的背景。

   天公抖擞,人随之抖擞。
 
  1978年春,27万名“才子”突然从乡野市镇深处沛然涌出。中国压抑的智慧与自由,最先在大学校园睁开眼睛。
 
  当从一名豆腐厂的锅炉工摇身一变坐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课堂上,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大学内外出现的史无前例混乱与新奇:班里年龄最小的只16岁,而最大者是他的二倍32岁……刚刚获得话语豁免权的教师正匆忙准备教案……步入中年的“学生”不时写信回家告慰妻小……那时,与我们同期就读的,还有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他们对大学“上、管、改”的统帅般地位并没有明令撤消,其身上醒目的军装与头上的闪闪红星,似乎仍带着前朝惊恐的威严。
 
  然而,无数只假设的雄鹰正在从鸡群中飞起。受惠的兴奋与短暂的角色慌张后,七七级在各大学迅速被传得神乎其神。他们中的佼佼者,在基础课堂上常常伏案大睡。其置疑目光与挑剔口吻,令刚刚苏醒的教师们倍感心怯。而只有七七级自己才更记忆犹新,所谓“藏龙卧虎”的时代宠儿们,几个月前,还在大山深处或城市的底层,遭受着权势者与文盲们的白眼。
 
  一种莫名的愤闷情绪和潜在的变革意愿,暗然浮动。
 
  虽然尴尬与交锋,偶尔在变形的师生之间出现。但大劫难之后,同病相怜的人们在课堂上却上演了一幕幕心领神会的交融。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令我难忘的关键词“牛马走”。是吉林大学的王孙贻教授,以一个标准的、合格的、饱受苦难的右派身份,在对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讲解中,向未来青年才俊悄悄输送了一种前朝的切齿之痛。两千多年前一次政治迫害与肉体之辱,被王教授阐释得身心俱焚、意味深长。当时大量政治术语尚未解除禁忌。于是,一种若有所指、似有似无的话语,加倍放大了含沙射影的效果。古汉语的教学目标已退居次席,昔日的“牛马走”们之间,在象征、暗喻中洋溢地享受着无限宽广的心有灵犀、眉目传神、会心一笑,也享受着囚徒们放风时狗胆包天恶作剧般的胆战心惊……那种仿佛地下党与间谍一样的暗号式讲授,包括某些鬼鬼祟祟的倾听者们紧皱的眉头与暗中的告密……后世几乎不可重复。
 
  正是无数的王孙贻先生,以苍老树桩的勃发内心,暗中怂恿与鼓励着整整一个季节的早春枝芽。其时,恰好又逢刚刚开禁的《现代文学史》课程几乎在全国高校同期开课。“五四”后的文学社团高潮——这一被长期遮蔽的历史,被正面、公开宣讲后,像示范性星火,迅速在七七、七八级大学生中蔓延,民间性的文学结社,突然大面积兴起!
 
  1979夏秋之交,仅在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一个班内,便突然诞生了3个文学社团。其中《赤子心》诗社,最多时成员达24名,超过80人大班的四分之一。而作为中文系系刊的《红叶》,则由77、78级与76级工农兵学员等三届学生会联合主办。
 
  一项失传多年的公民权力,被突然莫名获得。全国各省大学院校,异床同梦地忽然爆发了民间文学社团的盛大高潮。那种仿佛大赦天下的感觉,在未来青年诗人作家们心中带来的,是比社会实际宽容度高出几倍的放肆夸张效果。

   在需要英雄的时刻,小人物纷纷登场。
 
  在各大学,一批民间文学社团的领袖人物应运而生。这些昔日被黄沙埋没的人们,正在书写自己苦尽甘来的锦绣前程。他们的文学才华突然放出光芒。他们的领导才能,莫名地油然而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人刚刚离开的那些单位与部门,他们桀骜不驯的性格、对抗领导的拙劣情商,曾经令这些呆头呆脑的才子们吃尽了苦头。

  《历史时刻在选择酋长》,这是我前几年为“十大新锐批评家”评选写的文章题目。我现在想说的是,历史选择的速度总是惊人。随着全国高等院校民间社团刊物之间的交流,各大专院校的办刊者们开始了频繁沟通。在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QQ没有电邮的年代,亲笔书信成为远隔千里的大学生们交流思想信息的惟一通道。我至今仍怀念当年与各大学社团头目的通联。文学观念的交流、组织建制的沟通、天下大事的评说……无名的亢奋,没有一分钱的功利,却几页、10几页纸地奋笔疾书……在当年孤冷、闭塞的人际交流背景下,人们的通讯录都少得可怜。而在大学校之间,突然间获得的各省各州各府的陌生名单,带给当年的大学才子多少兴奋。可以想象,一封封热情如火的信件在几十所大学之间飞奔往返,像密集的曳光弹或远程火炮,一颗颗划破了当年漆黑的人际夜空……事情总是有一,就有二。随着这种激情信息的沟通与火热思想的交集,中国大学民间刊物的联合之势已不可避免。位于中国地理中心区位的武汉大学最终成为它的倡导源头。
 
  作为大学社团民刊运动的升级版,《这一代》的出现,也许过于急切和超前,但联合已经必然。迅速汇集起来的洪流需要更大、更宽广的出口。急切膨胀的文学观念也需要一种更刺激、更过瘾的传播。也许《这一代》的短命又是一种必然,但它还是太激进了一点,夭折得也太惨烈了一点。今天设想,假如《这一代》侥幸逃过了那一波乍暖还寒的回潮。它最终也无法逃脱和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相似的下场。可能有点像假想中鲁迅在新中国的命运,要么或早或晚被封闭,要么变成一个三好学生式的乖孩子作文板报栏。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一代》悲壮的结局可能恰好。忧伤而凄美,反倒使我们因同情与惋惜对其充满了眷恋,甚至把它想象成一个被扼杀在摇篮中的神童。
 
  其实,中国八十年代大学社团最兴奋、最高潮的阶段,甚至还不到一个完整四年学制的一小段时间。最初的、一年多的发韧期,最刺激,也最盛大。七七级、七八级离校后,社团的框架基本得以保留,再次成为第三代诗人的出发点。这一批继往开来的诗人群体的成长期,大多数在大学里完成。而伴随着诗的中兴,1985——1988,大学校园又形成一次小小的高潮。当1989那个不寻常春天的突然降临,终于使这一段特殊的文学社团大观归入九十年代的灰暗与平庸。
 
  作为明晃晃的果实,从这些社团中走出了一大批作家、诗人,这些人成为未来年代中国文坛重要的组成。这一点已经成为常识。
 
  我要说的,是另一种隐形的效应。

   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除了照耀当事者之外,它暗中向四面八方放射的力量往往被忽略。八十年代大学生精英们的文学活动,类似一次巨量萤火虫们的超级大聚集。那些小昆虫发出的光,不仅照亮了自己的屁股,也一定照亮了周边小小的空间。那些看不见的光芒,那些暗中的力量,一定照亮了无数身边的、和八十年代诗歌运动毫不相关的、一大批不知名人物。

   “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炕”——行文至此,我无法绕过这句粗俗的东北话。我的西式语法无法抵挡它凶狠的力量。这一著名的时间意义上的“胖瘦理论”,用在七七、七八级的各类班史中实在是太精彩、太贴切。事实证明,在很多大学里,类似的胖瘦角色演变都无一例外地发生。当初叱咤风云的才子们,有点像一鸣惊人的神童,此后的人生中却并无多大长进。相反,那些躲在他们光辉后面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们,却往往厚积薄发、热力发散、大放光彩。这些小人物,也许就是老狼歌中的“睡在我下铺的兄弟”。他们当年可能没有参加任何文学社团,甚至不热爱诗与文学。但他们也与精英们一起,共同经历了那个诗歌热潮。可以说,他们是八十年代大学生史中的一种“暗物质”,是其数量庞大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更近距离地欣赏并接受着诗所散发出来的自由之光。由于亲身亲眼亲耳,这种光,更亮,更强,也更亲切、更温暖,更真实。同时,恰恰由于他们与诗歌的陌生关系,诗歌之光在他们那里反而产生了更大的化学反应。这些貌似沉睡的“下铺兄弟”们,成了一幕历史戏剧中离舞台最近的观众,很多人甚至一直混在演员与后台剧组人员之中。他们,可能是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最大的受益者群体……因此,从诗歌熏陶、诗歌教育、诗歌影响的角度,那一场校园风云,倒像是为后来的主角们有意导演的一幕诗歌专场大戏。镁光灯下的表演者,照本宣科地念着唱词,而台下的人们却被感动得心血涕零。那些无声无息的观众中,恰恰隐藏着日后的商界大鳄、霸道总裁,或者遍布于这个国家四面八方的大小官吏……他们学生时代被诗歌一针针击中的心灵,一定被暗中植入了某种敬畏与悲悯。若干年后,中国辽阔国土上发生的每一件小事,都可能因此而被悄悄地改变。
 
  任何事件,都隐藏着某种承续与繁殖的能力。
 
  历史像一根永远延长的甘蔗。最甜的部分注定一天天发黑、苍老。而最嫩的尖芽,终将吸收一切糖份,成为未来的主干。
 
  几十年前横空出世的那两道彩虹升起的时候,除了“下铺兄弟”之外,在辽阔的土地上,还站着无数仰望星空的孩子——当八十年代大学校园里涌荡着一浪一浪诗潮时,在更众多的中学生校园里,诗歌的酵母也唤醒了成千上万的未来诗人。他们仿着前辈兄姊,串联、结社、出刊……同样形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诗歌江湖。那是另一节更新鲜的甘蔗,另一幕属于他们自己年华的诗剧。
 
  作为本书序言,我有责任指出:无论是当代中国现代诗史,还是当代思想史,八十年代大学校园曾出现的大规模自由结社及写作串联,对于本民族来说,都是难以再继的珍贵史料。当这一运动的主角们垂垂老矣之际,对这一断代历史遗迹的捕捉、搜寻,再次由中学生诗潮的“孩子”完成。他们像执意续写“家史”的后生,不惜四处叩门、刨根问底、追寻旧迹。当往事正在随风暗淡,他们用一个个汉字使之存留下来、凝固下来。
 
  长虹贯日的日子我们还能经历吗?
 
  此举此书,足当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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