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子:和自我对话就是和神对话

2019/5/9 11:02:00

 
诗人广子

  作者按
 
  大约两年多前,文学评论家、内蒙古大学崔荣教授的学生们要做一个内蒙古70后、80后作家系列访谈的课题,由于我个人的缘故未能如愿。最后,他们希望能以书面的形式达成,其时我正躲在呼和浩特的某个宾馆赶稿,遂有这个匆忙而就的回答。出于对“第一现场”的忠实,本文未做任何修饰。
 
  在诗歌面前,没有谁可以自称权威
 
  广子
 
  和自我对话就是和神对话
  ——答内蒙古大学文新学院的一份书面提问
 
  问:您早期关于内蒙古题材的诗歌并不很多,在您心目中内蒙古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广子:这与我最初对诗歌的认知有关。如果写作一定存在某类影响或滋养,我想我更多的受益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在我初学写作那个年代的生活空间(煤矿)既不可能存在某种师承也难以接触到西方诗歌。除了课本和小报副刊,我几乎无法获得来自诗歌的知识。所以我的写作起点是非常低的。直到九十年代初,一些全国各地的地下诗歌报刊通过某种隐秘的渠道来到我的手上,那真是一个诗的时代。阅读现代诗和外国诗歌,使我认识到诗歌原来可以这样写。所以,我一开始写作进入的就是现代诗,偏执的认为诗就是体验、经验和先锋性的表达,无视诸如地域性之类题材。另外,年轻的时候热衷于向远方看,而忽略了身边的现实。
 
  内蒙古对我来说就是出生地,户口本上的归属。任何一块地方只对生长于斯的人产生意义。你在某个地方生存、活着,你的生理反应、思维方式、情绪脾性都会打上它的烙印。我没有强烈的族群和地域观念,除了土地自身的伦理、自然和人文,我反对把土地和族群意识形态化。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最后就养成了乡愁。一次和诗人叶舟通话,他说一生只喜欢西部。我说我也是,如果再缩小一点我只喜欢内蒙古,继续缩小就是鄂尔多斯、库布其、达拉特。
 
  问:您的诗歌有一种漂泊之感,您也写到过“故乡犹如异乡”,这与您的生活经历有什么样的联系?
 
  广子:一个漂泊了半生的人他写下的文字怎么会没有漂泊感,至于“故乡犹如异乡”,反过来讲也同样成立。不是什么联系,而是命运共同体。这一点哈罗德·布鲁姆已经说得很清楚“文学作为生活方式”。
 
  问:您的诗歌较多运用比拟的手法,这种手法可以大大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但也具有一定的跳跃性思维,是否会对诗文的理解造成影响呢?
 
  广子:比拟只是修辞惯用的技艺之一。修辞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怎么修辞,何以修辞。一提到修辞,文人们大都热衷于拿“修辞立其诚”来说事儿,我觉得与其图解“修辞立其诚”,还不如去探讨一下修辞的能力问题。其次,现代诗语境下的修辞与古诗修辞的概念已不可同日而语。修辞不再仅仅作为手段,其语义本身已化入文本。
 
  对诗的理解与修辞无关,如何理解一首诗主要取决于读者的语言敏感度和审美素养,毕竟“诗歌是一门特殊的知识”。我们经常遇到随便一个什么人都可以评判诗歌或诗人,却很少有人敢去妄议量子力学,为什么?这个话题已经谈论的太多了。用理解与否来诟责诗歌很可笑,诗歌写作或阅读从不担忧来自理解的障碍。
 
  问:您的诗歌如何书写真实?
 
  广子:我不太清楚你们说的这个真实是什么意思。诗的真实源自情绪或情感,源自诗人对事物和世界的观察。我不知道有哪个诗人会书写不真实。如果这个真实指向的是现实,那就是另一回事儿。诗不回避现实,但有它介入、回应现实的特殊方式。换一种说法,诗无需依赖现实生成,但现实永远是诗歌书写领域的一部分。诗与现实之间似乎始终存在一种悖论,无论是“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还是“诗不能阻挡一辆坦克”。诗的力量无穷而有限。
 
  真实既不属于诗学定义,也不是衡量诗的必要规条。诗的真实唯一指向的是精神范畴,一个诗人遵循的是我手写我心。
 
  问:《蒙地诗篇》是您所著有关内蒙古的诗集,被人称作“开一代边塞诗新风”,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广子:这是李悦先生对蒙地诗篇的不吝褒扬,我当然乐于接纳。一般情况下,正面的评价的确能让写作者获得肤浅的生理愉悦,或视为一种动力。但写到我这个年龄,对任何形式的评判已有足够的免疫力。我不能说不在乎来自外部的评价,但一个成熟的诗人理应对批评和赞美都怀有起码的警惕。
 
  《老人与海》轰动美国后,海明威很感慨,和朋友抱怨说“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评论自己的屁话,不论褒贬,都不好受。”这话其实经不起推敲,试想如果没有那些屁话,他也许会更不好受。
 
  问:您所参与编选的《70后诗选编》历经5年,您认为怎样的诗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佳作?
 
  广子:这个我说了不算,需要时间来回答。
 
  我曾在《小札记》里 说过,在诗歌面前,没有谁可以自称权威;但在好诗面前,一定有不止一个权威。
 
  问:您曾走遍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种经历是否会使您对草原怀有一种不同的情感(变化)?
 
  广子:通俗的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一个文人的基本修为。修辞立言不是凭空来的,书斋里只能出书呆子,说好听一点儿不过是个书生。闭门造车也还需要出门合辙。
 
  草原只是一个表征符号,这个草原也可以是荒山野岭、江河大川。行走不仅促进你与生存之境的情感碰撞,更是悲天悯人情怀的生成之道,是与天地、自然融汇的生命吁求。天地合,万物生。人与天地合,生发万物同体之心。
 
  对我而言,诗就是行走的产物,它始于双腿,终于精神和心灵。但不是肤浅的接地气,而是身心着陆,是双脚像根茎一样扎进大地,是融入与汇合,是天道自然与个体生命的合二为一。
 
  问:您曾做过记者、编辑、经理,也曾自己创业,但最终又回归了写作,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广子:不是考虑,是召唤,诗的召唤。往大了说就是命运。宿命。表面看人生中许多事情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其实不然,“一切有为法”,不是法度而是因缘际会,是冥冥之召唤。“无为在歧路”,把王勃稍加误读一下会很有意思。周而复始,人生绕了那么多圈子最终还是回到了原地。人的经历过于多变并不是什么好事,往坏处说是消耗,朝好的方向看未必都是财富。
 
  问:是什么原因使您在漂泊多年后选择半隐居,这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广子:简单说吧。2009年起我已疏于人际交往了。那个时期我游荡在呼和浩特、北京之间,经常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不下楼,基本上不接受纯属应酬、交际的聚会。人性和社会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而我们的精力又如此有限,何必去穷于应付呢。一个内心强大、有所作为的人不会生活在人群中。至于隐居也谈不上,闭门即深山。
 
  影响是显效的。可以专注于自己想做的事儿,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和自我对话。和自我对话就是和人生和世界对话,甚而和神对话。还有什么比这更有益于写作呢。
 
  问:您的诗始终饱含漫游和漂泊,但您却选择了“除了爱,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牵挂”一句诗来概述自己的人生,是为什么呢?
 
  广子:这句话很矫情,其实不说最好。既然说了,要么自圆其说要么彻底翻供。
 
  不同于游历,漂泊是一种被动的生活状态。前半生的不稳定让我厌倦了漂泊,所以我一直在寻找归宿。几经周折,终于在现在这个小村子住了下来,拥有自己选择的生活。此消彼长。人的命运机缘、生存场域、成败得失都有定数。没有什么是白来的,有放弃才有所得。
 
  这句诗是有其自身语境的,这个爱既是狭义的也是广义的。一方面,其时我的女儿即将出生,让我重新开始温习、练习爱这种东西。另一方面,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反馈,人就越容易滋生悲悯之心,视万物如亲,斯世同怀。
 
  问:诗歌对于您来说,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广子:我把这种存在理解为一种互文关系。我曾说过,关于诗与诗人的关系,通常有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或视作一种生活方式,或奉为一种生命(存在)方式。每个人的自我指认都不容冒犯,但对我来说它更像命运与世界的交汇,或如肌肤之于毛发,脉管之于血液。也就是说我和诗歌是一种血缘关系,所谓血缘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可以穷流溯源而不可选择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确立,使我无需追问为何写作。内部的焦虑一经消解外在的纠结就不复存在。首先在情感上,我和诗歌已形同手足,它作为我精神家族的主要成员,属于嫡系亲缘,有着共同的基因。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写作的原初动机,写作本身不再构成负担,只需要认领。实际情形也是如此,这种关系落在生活上像枝叶相生或藕断丝连,人的精神与现实就不至于总是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上升到生命高度也不会蹈空,那种源自命运共同体的觉醒和痛感就不会麻木迟钝。
 
  血缘关系并不可靠和稳固,也不意味着亲密,但它是先在的,是宿命之契约,是伦理与法则。它也非一劳永逸,更不享有优越感。如果缺乏有效的“书写”维系,就只剩下遗传学意义上的概念。
 
  问:现代化引发的商业化,连文学也与商业化相连,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广子:人类文明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商业化是不可避免的,无可厚非。后现代主义就是商业化的产物。所谓纯文学也不过是一种文人式的清高,很乌托邦。问题不在于文学是否商业化,文学的自我建设和完善能力是我们无法估量的。今天的商业化已无所不在,但文学仍处于精神的高端。我们忧虑的是商业化对文化和文明的破坏,对人性的侵蚀,这已经变成普遍的现实。商业化只能作用于作家而非文学,这是作家要面临的考验。不仅是商业化,在消费、拜金、物化、趋利等更为逼仄的社会背景下,作家如何抵御现实,秉有独立的思考和怀疑精神,持中正之心,怀敬畏之情。文以载道。修辞立其诚。何其之难。
 
  问:您认为在文坛大背景下内蒙古文学发展的近况如何?有没有什么见解或建议?
 
  广子:作为内蒙古籍的写作者,我对近年的内蒙古或草原文学持谨慎的批评态度。内蒙古文学资源丰富,实际转化的成果并不乐观。好作家还是有的,但整体尚未满足我们的期待。考察一个文学现象的形成,通常靠个体作家来维系。这个作家的真正价值取决于他文本的有效性,他在一个更大的文学坐标和作家序列中所处的位置。任何功利的、投机的、工具理性的上位都是虚假的。
 
  问:您是如何看待70、80后的创作风格的?
 
  广子:很难一言以蔽之,与其图解群体的风格不如分析个体的差异性。以出生年龄划分代际是极不科学、理性的,但从社会现象学层面加以辨认也不是不可以。重要的是风格需要以个体为前提、案例进行甄别,放在群体里只是便于比对。
 
  现在再来谈论这两个群体比十年前更无必要,因为优异者已经从其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写作者。况且好的诗人作家需要不断的自我更新、颠覆,正如波兰诗人安娜•斯维尔所说“一位作家有两个任务。第一个是创造自己的风格,第二个是摧毁自己的风格。第二个任务更困难,也更耗费时间。”
 
  很抱歉,我不关心群体,没什么可谈的。
 
  问:对您影响最大的作家有哪些?对您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广子:很多,古今中外的都有。但影响主要是认知上的,启发性的。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够指导另一个作家的写作。
 







  来源:蒙地客
        作者: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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