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书话三段

2019/4/9 6:38:00

安琪:书话三段
 
  1、阅读唤醒记忆
 
  一个“们”字,就见出“果麦”创意,果麦图书近几年在出版界推出了不少畅销书,与这种随时可见的创意有关。为准确起见,本书名应该再加两字,“外国”,确实这50篇没有一篇中国的。大体上本书的选择以经典名篇为主,你所读过的教科书上的名篇这里有,如《项链》《变色龙》《最后一课》《竞选州长》等,其他虽没读过但作者名字也不陌生。原来泰戈尔、波德莱尔、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也写过小说呢。泰戈尔入选的《哑女素芭》,素芭一出生即是哑女,父亲很担心她的婚事,但最后还是顺利地把她嫁给了满意的人家,相亲那日,素芭不断流泪,新郎只顾注意到她的眼泪,以为她重情义、舍不得与父母分离,等娶回家才发现她是哑女,小说这样结尾,“她的丈夫眼耳并用,又相了一次亲,这次他认真听仔细看,终于娶了一位会说话的姑娘。”我反复读了几次,确认素芭应该不会被退亲吧,泰戈尔究竟是善心人,为素芭安排了这样一个好结局。从塑造人物角度来看,素芭的形象并不成功,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形式,都是概述性的,很少细节,每个人物都不鲜明,读起来更像散文。
 
  本书打头的布鲁诺·舒尔茨选入的两篇是《鸟》和《父亲的最后逃亡》,都很有阅读快感,属于亢奋性的唤醒。查了一下作者简介,知道他是波兰籍犹太作家,死于纳粹枪杀。生前职业是一个中学图画教师,出版过《肉桂色铺子》《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 两本小说集默默无闻,死后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其写作的巨大价值,被誉为与卡夫卡比肩的天才作家。虽然迄今只读过舒尔茨这两篇小说,但确实无论语言还是构思,舒尔茨都当得起高评价。舒尔茨的小说语言在本书的50篇里非常出众,妙句随处可见,像“锈红色的大地被一层破破烂烂的白雪桌布覆盖着”,像“他已经死了很多次,总是死得不干不净,留下一些疑点,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他的死进行重新修正”,舒尔茨应该是更优秀的先锋诗人才对,但他的简介竟无此身份,不免令我沮丧。《父亲的最后逃亡》,死去的父亲以螯虾的身份回来,我和母亲均默认了这个事实。和泰戈尔欠缺细节不同,与螯虾有关的种种细节充满了悲凉和无奈,对变成螯虾的父亲,我和母亲也有嫌恶之心,尽管这嫌恶带着些许羞愧。舒尔茨之所以会被拿来与卡夫卡并列,应该与这篇有关吧。
 
  日本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被改编成电影《罗生门》,小说读过,电影看过,道理也懂:所谓的真相,往往是不可知的,当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都从自己的私心出发来阐述真相时,真相便变得扑朔迷离。小说并未揭晓谁才是凶手,只能读者根据自己立场来判断,你站在谁的立场,便决定了谁是凶手。我曾提出“灵感的一次性写作”概念,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当属此概念范例,此文一出,其他人不能再这样写了。芥川龙之介另一篇《鼻子》,读来读去不知其意,自然“鼻子”有其象征意,内供的为长鼻子所困扰,等治好了长鼻子后看着别人奇怪的笑自己又不自在,非得等鼻子又变长回来才感到欢畅愉悦,如果只是要证明习惯力量的强大,那这小说也太简单了,先此存疑。
 
  同为日本作家的叶山嘉树只有一篇小说收入本书,《水泥桶里的一封信》,全书最短的一篇,却让人读之难忘,有一种血淋淋感。松户与三干的是倒水泥的活,天天忙得连鼻孔里的水泥硬块都没时间挖出来(这就是细节!),家里老婆又接二连三生孩子,显然是活得很不如意的底层小百姓。这一天他倒水泥时倒出一个盒子,费劲打开盒子,原来装的一封信,信占了本小说二分之一。信出自一名缝水泥袋女工之手,叙述了她的丈夫,往碎石机里填石料的工人失足掉进碎石机里被碾成水泥的悲惨遭遇。此袋水泥就混有她丈夫的尸骨。写信人希望收到此信的人回信告知此袋水泥的使用时间及用在何处。小说的结尾没有告诉读者究竟松户与三会不会写回信,我的判断他不会写,他只是心绪败坏地回家喝酒,大声嚷嚷要喝醉、要把一切都砸烂。这是一种底层的共鸣和无能,除了喝醉,除了大声嚷嚷,底层人并无力改变什么。
 
  收入本书的两个日本作家的小说都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东亚人的思维和情感毕竟较易    相通,我也由此体会到了日本作家以小见大的能力。
 
  重读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读到“那是乞力马扎罗的方形山顶。他明白了,这就是他正去往的地方”时,眼睛一酸,眼眶潮湿,也许我们每个人年轻时心里都存有一座乞力马扎罗山,都想着去看看乞力马扎罗的雪,但最终,意志的散失和年龄的增长一起来到,我们,已做不成乞力马扎罗西峰顶上那具风干冰冻的花豹尸首。我们也会如大多庸众一样发问,“花豹跑到这么高的地方来做什么?”
 
  这50篇里也不是篇篇都好,像马克·吐温过于浅白的讽刺写作今日读来已没什么意思;普希金的《驿站长》所写的主题也已过气,没有现实针对性;还有普宁的《幽暗的林荫小径》。曾经如雷贯耳的名篇,并不能随同时代的变化而获得恒久的价值。
 
  2018-8-24
 
  《50:伟大的短篇小说们》,果麦,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
 
  2、勇敢造就了她的诗
 
  陆续用几天时间读完《伊蕾爱情诗》,从阿琪阿钰诗歌书店淘来的旧书,里面并没有她最著名的《独身女人的卧室》,曾读过一文,说该诗在发表的当年(1987年)引发争议和批判故而在诗集出版时被出版社拿下,不知是否这本?伊蕾善于写这种形式的长诗:在一个大标题下分若干小标题,譬如《独身女人的卧室》,譬如收入本书的《情舞》。她曾对她的铁道兵战友刘金忠说,“长诗中间应当有出气孔,要么分出几个小标题,要么用1、2、3、4……隔开,不然读起来觉得累。”她自己就是这样践行着她的写作理念,于是想起翟永明也是用这样的形式写出了长诗《女人》,又想起我也是用这样的形式写出了长诗《轮回碑》,可见这确实是不错的长诗写作形式。
 
  对伊蕾我几无了解,除了耳熟能详的《独身女人的卧室》,我读过的伊蕾诗作还有《黄果树大瀑布》,那一连串的“砸碎”任谁读了都难以忘怀。读伊蕾的诗,能感受得到她火烈的激情,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那种,1980年代她就能在诗中反复喊出“你不来与我同居”,这句话放在今天依旧是惊世骇俗,难得的是,这句令人目瞪口呆的爱情吁求却能堂而皇之刊登在《人民文学》上,显见中国社会确曾有过一段相对开明的舆论环境。这句话今日要走上《人民文学》有可能吗?存疑。而今日已是2018年,时代并不是按照进化论走的。伊蕾在接受花语访谈时说到《独身女人的卧室》这首诗的问世,“要感谢好几个同学的鼓动,李发模、谢颐诚、聂鑫森,尤其黄尧。1986年国庆节,我要回天津,他说:‘你回家吧,我去给韩作荣送稿。如果他不登,我就说:你根本不懂诗。’送稿后,赶上了1987年的第一、二期合刊《人民文学》。不然,再晚几天,《独身女人的卧室》就永远发不出来了。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了。”从这个角度说,伊蕾是幸运的,当时的《人民文学》诗歌编辑韩作荣、主编刘心武,本身都是优秀作家,所持的是文学的眼光而非道德的更非政治的眼光,《独身女人的卧室》这样异端的杰作由此走向社会,赢得了广泛的阅读共鸣,奠定了伊蕾在中国当代女诗人中鲜明的形象。
 
  读《伊蕾爱情诗》,处处读得到伊蕾对世俗的蔑视,在《情舞》中她如此自问并自答“我是好女人吗/我贞洁吗/我是否应该收回那个叛逆的观点/我是否已经有罪/这些伟大的问题/在我根本不屑一顾”,《情舞》就是伊蕾的爱情叙事,写实了可以成为一篇中篇小说,全诗由16首短诗构成,故事的发生从你伸出手邀请我跳舞开始,“你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百依百顺”,其间有性爱的描述、有内心的困惑、有两心相悦的无畏、有试图逃避现实的流浪企图、有自我怀疑自我鼓劲……注定这是一段不平凡的爱情。2018年7月13日傍晚,微信突传伊蕾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冰岛,一时间一片哀悼声。7月14日,山西作家张石山推出了一篇悼念伊蕾的文章,题为《她是无辜的,一切责任在我》,文中言及1984-1988年两人就读中央文讲所(即现在的鲁迅文学院)和北大期间的相恋经历,并且直言这段感情属于婚外情。张文一出,一片哗然。我也是经由张石山此文才知道伊蕾生命中的这段际遇,蒋立波在转张文时写了一句,“伊蕾的所有情诗都是写给他的”。我觉得张石山可以写文悼念,但应该缓缓,至少应该在情绪冷静的情况下再行叙述比较稳妥。伊蕾自己对这段感情的叙述是, “一开学,首先是开了个联欢会。张石山邀我跳舞,我们就成了舞伴。1990年我们结了婚,4年后又离了婚。因为婚后我们始终是各自居住在自己的城市,每年见几次。其中两年我住在莫斯科。他过不了这种生活。”很平静,所有的不平静都在诗里,在这本爱情诗选里,看看这些题目,《把你野性的风暴摔在我身上》《叛逆的手》《像黝黑的水泼在我身上》《一个灾难》,等等,有什么样的爱情就有什么样的爱情诗篇。
 
  读伊蕾的诗我感觉到伊蕾是个现代意识、个我意识极其强烈的女性,她敢于反叛常规、反抗世俗,她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而无视人性的枷锁,勇敢造就了她的诗,她诗中随心所欲的表达皆来自于勇敢导致的创设,像每一首诗最后都压轴一句“你不来与我同居”(同样的形式还有《被围困者》,该诗由12首短诗构成,每一首最后一句皆是,“我无边无沿”),像《情舞》第11首最后的七个“流浪”。其实伊蕾的诗歌语言还是比较传统的抒情,语法也很中规中矩,倘无强烈的情感推动所造成的越界效果,伊蕾的诗歌作品要大焕异彩我认为并不容易。但因为爱情,因为反道德束缚的爱情,伊蕾的诗也在这样的反束缚中挣扎出了自己独特的形状。
 
  我认识伊蕾是在2015年5月宋庄举办的卧夫辞世一周年追思会上,伊蕾作为成名已久的诗人获得了大家的尊重,安静、谦和,是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此后这印象便不曾泯灭。在宋庄,伊蕾一直作为大姐大为大家所推崇,每次活动以有她出席为荣,这是我在花语微信得到的感受。我不住宋庄,与伊蕾接触很少,偶有活动见面点个头,仅此而已。伊蕾意外病逝于冰岛后各类纪念文章见之于微信,我也由此知悉了一些。有代表作之外又有:不按常规的爱情、婚姻的解体、俄罗斯经商、画画并收藏画、周游列国,乃至最后的死亡方式,这些成全一个诗人名垂千古的元素,伊蕾都有了。也很好。
 
  附带说一句,久病缠身耗尽家财死于医院是一个人最窝囊的死亡方式。
 
  2018-8-30
 
  《伊蕾爱情诗》,伊蕾,著,作家出版社1990年。
 
  3、优秀批评家是优秀作家的知音
 
  “在中国古代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是分离的……这种思想权威不以政治权威的更替而更替……‘文革’中,一个人的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高度结合在一起,彻底终结了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传统……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悲剧的原因”,这一段带血的反思出自吴思敬老师的《中国当代诗人论》专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诗歌批评家切入批评对象的方式,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一个优秀的诗歌批评家他在分析批评一个诗人时一定是把这个诗人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里,他在分析批评一个诗人时一定是把自己毕生的思考所得呈现在文字中以觅知音。优秀批评家是优秀作家的知音,同时也在期待着自己的知音,批评也是一种创作,也是批评家生命状态和思想感情的凝聚。
 
  《中国当代诗人论》是吴思敬老师为当代诗人所写评论文章的一个选集,分“归来的诗人研究”“朦胧诗人研究”“中生代诗人研究”“西部诗人、少数民族诗人研究”“女性诗人研究”“当代诗人散论”六辑总68篇,所涉及到的诗人涵盖诗歌史的各个时代,作者宽广的研究视野以及扶老携幼式的批评情怀,着实令人感动。本书所书写的对象从1920年代到1980年代,年龄跨度60年,有经历了大变革时代风风雨雨的老诗人,也有初执诗笔的青年新锐。吴思敬,1942年出生,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诗歌理论研究和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工作。“他像是一座活的诗歌博物馆”,《中华读书报》资深记者舒晋瑜如此评价吴思敬,“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吴思敬不仅仅是一个在场者、见证者、书写者,更因为他广博的学识、独到的见解,以及为推动诗歌发展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成为中国诗坛不可替代的人物。”确实,迄今诗歌批评界依旧活跃在诗歌现场的老一辈批评家中,除了谢冕老师,就是吴思敬老师。吴思敬老师慈祥、和蔼、睿智、包容,从不推辞对青年一代的关注与扶持,每次见到吴老师,我的脑海里总不由得浮现出一个词,“父亲”。对待学子、对待晚辈诗人,吴老师真的像父亲一样无微不至。
 
  读本书,需拿好笔和笔记簿划好词好句、做摘录,真知灼见时时闪现在每一篇文章中。本书的重中之重当在第一章,“归来的诗人研究”,所谓“归来”,即是1949年建国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遇迫害而停笔的诗人、作家群体,他们都曾是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创作主力。1976年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后,这一群有特殊经历与特殊成就的诗人、作家们重新拿起了笔,回到了创作之中。此时,年轻的吴思敬正好步入诗歌批评行列,1978年3月,吴思敬撰写的《读〈天上的歌〉兼谈儿童诗中的幻想》刊登于《光明日报》,成为他的诗歌评论处女作。时间节点的契合使吴思敬把批评的视野放在归来诗人群体中,当是历史和时代的双重选择。在《归来的艾青与新时期的诗歌伦理》一文中,吴思敬老师抓住归来的艾青“对长期以来与主流意识形态纠结在一起的高度政治化的诗歌伦理的突破”,实际上传达了自己的写作和批评理念,诗歌不应被政治强暴,当政治的伦理成为诗歌的伦理时,“一旦政治出现偏差,诗歌也会跟着迷失”。吴思敬老师充分肯定了“复出的艾青是诗坛拨乱反正的领军人物”,也在文章的结尾说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艾青在新时期的诗歌创作未能超越他20世纪30年代曾达到的高度”,诗,终究不是你豢养的哈巴狗,不是想唤就唤得回的,这是被迫停笔近30年的归来的诗人的无奈和悲哀,这一切,责任在谁?这是我们读此文后不由自主的思考。
 
  可以说大部分归来的诗人都遇到艾青一样的写作困境,但也有一个人在归来之后越写越好并于65岁前后开始“衰年变法”,这个人就是本书所写到彭燕郊,题为《风前大树:彭燕郊诗歌论》。这是一篇饱含着作者浓烈激情和动人文采的评论美文,天地有大美的美。文章从彭燕郊抗战期间为被捕的冯雪峰写下的一首诗《风前大树——闻雪峰被囚于上饶集中营》写起,带出了本文主人公彭燕郊,此写法有如散文、又似小说,用一个能凸显人物性格的事件引出人物,使得人物一出场便具有鲜明的形象。彭燕郊是福建莆田人,1920年出生,跟另一位福建诗人郑敏同龄,1939年开始发表诗作,“与诗歌不离不弃,始终保持着旺盛的诗情和创造力,即使在经受牢狱之灾的时候,也仍然采取‘默记’的方法坚持着诗歌创作”,感谢吴思敬老师笔录下中国诗人也有的“默记”的坎坷和辛酸,此前存留在我脑波纹的“默记”属于前苏联诗人曼德斯塔姆遗孀娜杰日达·曼德斯塔姆,她就是用这种方式保存下自己丈夫的杰作。相比于彭燕郊“默记”的不为人知,娜杰日达·曼德斯塔姆的“默记”在中国诗人心中可谓耳熟能详。我们需要更多的吴思敬们为我们挖掘本土优秀诗人不为人知的诗写细节,并在这细节的挖掘中和盘托出时代的黑暗记忆。
 
  本书中有若干文论是吴思敬老师参加各类诗歌研讨会的出口成章,像《读杨键长诗〈哭庙〉》,2013年9月28日杨键长诗《哭庙》在北京举办了研讨会,那天我也在场,作为德高望重的诗歌批评家,吴思敬老师第一个发言,本文就是根据他的发言录音整理而成,后刊登于《星星》理论月刊2013年第10期。正是在这次研讨会中,吴思敬老师谈到了思想权威与政治权威,谈到了“思想权威就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此外还有老庄思想等与之相辅相成的东西,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持久不息的精神支撑”,而“政治权威则是以封建皇权为代表,改朝换代了,或皇帝驾崩了,其政治权威也就丧失了”,为什么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保持了高度的凝聚力,中国文化得以代代承继?“那是因为中国的思想权威没有(随着政治权威的变而)变”,但是,到了“五四”,到了“文革”,“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精华被摧残殆尽”。吴思敬老师评论杨键的《哭庙》由此开篇,是一代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面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断裂所发出的锥心之叹。
 
  2018-9-4
 
  《中国当代诗人论》,吴思敬,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作者:安琪
来源:安琪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557e20102yni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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