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克修:简单谈谈昌耀的意义

2019/4/6 7:47:00

谭克修:简单谈谈昌耀的意义
——在昌耀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谭克修
 
 
谭克修, 1971年生于湖南隆回,诗人。
 
昨天还说,在这么好的酒店举行首届昌耀诗歌研讨会,来谈昌耀,有点不安。昌耀生前,受到过很多苦难,自己很难有机会住到这种高档酒店。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寄居在摄影家协会的一间办公室,写出这么好的作品,交给我们这些无关人士,在高规格的酒店来交流。转而一想,也许昌耀是开心的,他把苦难转化为伟大的作品,让我们在他家乡最高规格的地方来研究他、探讨他,是真正的荣誉。我是一个受益于昌耀很多的诗人,首先是世俗上的利益,我有幸拿到过首届昌耀诗歌奖。更重要的是受惠于昌耀的诗学,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地方主义诗群的崛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里,把他视为地方主义诗学的先行者,典范诗人。那篇文章,大致谈到了昌耀对当代诗歌的意义,但对昌耀的写作并没有做深入讨论。这一次会议,我提交的是前年读他一首诗《踏春去来》的随感,是《诗潮》约的个人评诗专栏稿子中的一篇,算不上一篇像样的评论。本来想借这次昌耀研讨会,提交一篇专论,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文章还没写到三分之一。今天先随便说几句,想到哪说到哪。
 
和昌耀同时活跃于1980-1990年代的主流诗人,是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回过头来看,当年大致处于边缘地位的昌耀,其诗学价值在跟同期写作的那群诗人对比时,已凸显出来,昌耀已成为那20年里汉语诗歌的高峰。比如说,在对苦难的理解和消化能力上,可以看出另一些信息。食指和昌耀都有一些苦难经验,食指在《相信未来》里,表达对未来的坚信时,我读起来还有一种诉苦,诗里有种比较直白的苦楚。不是说诗人必须要对苦难具有强大的消化能力,但昌耀作品里有是一种非常饱满的灵魂,就是湖湘人的那种血性的东西,铸就的强大灵魂,面对苦难时,从来没有消极颓废过,他也没有感到过屈辱。诗歌里那种遗世独立的强悍品格,成就了他作为一个大诗人的卓然形象。北岛那一代人,虽然诗是北岛们写的,但他们写的还是整个时代的集体命运。昌耀写的不一样,有些评论者认为他的诗,尤其较早期的,写的还是时代的集体命运,也对,因为那一代人的个人命运跟集体命运本来就是高度共振的。但昌耀的写作,主要还是面向自己的写作。刚才读到耿占春先生的论文,主要意思昌耀的写作是一种精神自传,这个定位是准确的。这应该是昌耀和食指、北岛、多多们的主要区别。朦胧诗并没有真正回到诗人自身,那么经历了同一个时代的昌耀,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回到自己的肉身来写。这一点很关键,就是 他在那个时代整个的大合唱里面,昌耀是发出了自己独特个人声音的诗人。
 
在1980年代往后,比如说诗坛比较主流的是第三代诗人,张枣、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这一拨知识分子诗人,和韩东、于坚、杨黎、李亚伟等“民间诗人”。他们受到西方语言哲学影响,对汉语诗歌的语言学转向上,在词与物的关系上做了很多探索和实验。这些对我们原来过于陈旧的语言观念,过于老实的语言表现力来讲,这些实验确实带给我们一些新奇感。但第三代诗人中,有些关于诗歌形而上的探索,究竟有多大意义?一个诗人的主要意义,如果不是在你的肉体、你个人的思想跟现实社会的遭遇后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更不会是谁异想天开,将学到的一些西方知识移植过来,放进诗里,宣称什么新的发明。1986年的现代诗歌流派大展,一直被当作当代诗歌史的一件大事来看,其实,当时搞出的各种各样口号,很多是有些搞笑的,它接近于某种汉语诗歌在青春冲动下的排泄物。当年那群年轻诗人,思考那些形而上的诗歌概念问题时,明显矫枉过正,走火入魔了。某些看起来花样翻新的东西,我们自以为在汉语诗歌里面做一些伟大创新的时候,实际上可能是不值一提的瞎子摸象游戏而已。 
 
昌耀在当年的主流诗歌圈里,不管是朦胧诗人还是第三代诗人里,评价不是特别高。今天早餐时,听王家新说,在1990年代,刘湛秋、韩作荣曾几次和他聊到过昌耀的重要性,但在当年的先锋诗人阵营里,不会把文学刊物主编们的评价太当一回事,反而顺势把昌耀当成了作协体系里的一个普通的副主席诗人,一个带有西部地域色彩的地方诗人。当年骆一禾是难得视昌耀为大诗人的重要诗人,只是当年作为《十月》编辑的骆一禾,自身的重要性也没有得到多少承认。在现在的学院派评价体系里,可能还是会更认可张枣哪一路的写作。上次张枣诗歌研讨会上,批评家江弱水就认为,在过去汉语新诗的百年历史里,前五十年看卞之琳,后五十年看张枣。那次研讨会,我为张枣写了篇文章,讨论张枣究竟是多大的诗人。文章肯定了张枣的重要性,但把张枣归为一个未完成的大诗人。昌耀呢?是已经完成了的大诗人。我们若按学院派诗学趣味来看,昌耀的诗歌语言质地,从细节来讲是比较粗糙的,在修辞的创新上少有惊艳之笔,在句法上也没有多么精致考究。但昌耀的诗,正是把那些精雕细琢的东西抛开以后,发出了一种原生态的、真实的、粗粝的人的声音,而得以凸显其重要性的。或者说,昌耀的歌唱方式,以一种保留了自己音色的民族唱法,而区别于完全服膺于发声技巧的学院派美声唱法。
 
昌耀的写作主要是围绕他肉身遭受的一切发生的。他的语言佶屈聱牙,很多人觉得他的写作,不但与当代诗的整体语境格格不入,而且与越来越讲究明晰的当代诗歌语言趋势,或者说日常口语化方向,是背道而驰的。有人从这个角度去否认昌耀,觉得他把已经淘汰的古词,以及那种完全属于遥远年代的农业意象拿到当代诗里面,是一种退步。说昌耀的语言,与当代诗歌语言的口语化方向相对而行,应该是对口语化是种误解。把诗歌语言写的像随便说出来日常口语,未必就是口语化的全部要义。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把《荷马史诗》视为是口耳相传的口语诗,得说,那种语言,并没有体现出更加鲜活的口语化特点,《荷马史诗》为了便于传诵者记忆和复述,里面采用了很多的套语结构,可说是充满了陈词滥调的东西。没有文字之前的那种口语化,说白了,那种口语诗歌的创造力是非常差的。诗歌里的一些微妙的东西,是通过一些书面语的升级改造,才把语言的复杂、细腻的表现力挖掘出来。我要对一些人说,无论你是要简单否定口语诗,还是推崇口语诗,最好不要过于粗暴。
 
如果对语言的历史有更多了解,会发现昌耀对某些古语的采用,是有更多深意的,或是想复活某些古老的汉语质感。而他用一些生僻的词汇,对已经消逝的事物重新命名,比如把帐房说成一种“兽毛编制的房屋”,把青海湖还原为“库库卓尔”,这些就地取材的词语编码,实际上是一种口语思维,是原生口语文化遗留下来的东西,有一些前文化的意识在里面,而脱离了某些陈词滥调。要较起真来,越口语,越讲究语言的声音效果,会离那种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质感越远。把昌耀的语言放在个当代语境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会从侧面站出来,矫正我们对当代诗形成的某些错误认识。包括现在在网上炒得一塌糊涂的所谓口语诗之争,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无论批评口语的还是力挺口语的,都还没能带给我们有太多学术价值的东西。真正回到学术意义上谈论诗歌语言的时候,会发现昌耀是独一味的,明显区别于顺口溜类的口语写作,以及某些绕口令式的修辞写作,而以一种时而浑满粗涩,时而典雅的昌耀式独语傲然于世。
 
将昌耀和同期写作的张枣、西川等诗人对比时,还有另一个启示。张枣、西川等诗人,在诗学理论修养方面,在修辞、句法上的天赋方面,是要超过昌耀的,他们的知识结构方面也更有优势。但回到写作,尤其张枣后期的写作,明显有枯竭现象。他到了德国以后,工作和家庭的不如意,那种现代人的尴尬和失落感没有转化为写作的动力,而导致诗人在现实生活和写作的双重进退失据。对于一个大诗人而言,无论什么样的现实生活,应该都能给他带来难得的写作资源。张枣的写作,在直接处理现实生活的能力上,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哪怕他的理由是不屑于。对既不让他感到很喜欢,也不是那么反感的德国式刻板生活,怎么去把它转化为诗歌语言,是一种考验。张枣在组诗《与茨维塔耶娃的对话》里的雄辩,写的其实是这种失语状态。昌耀的应对能力就从容得多,或许反而要得益于他对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学问,没有张枣们那么多,对当代汉语诗歌的想法,也并没有张枣那么多,就凭着自学成才的对诗的理解,立足于脚下的土地,把自己在这块土地上真实感受到的事物,老老实实全部转化为纸上的诗行,反而成就了昌耀。
 
诗人的成长道路有很多种,对艾略特、庞德、博尔赫斯这样的大诗人,以及多数没那么大的诗人而言,拥有大量学问,对更高级的写作是必不可少的。但也有极少数天才现象,或者说幸运的例外情况,比如昌耀,这种如高僧坐化了的地方主义诗人,不需要多么吓人的学问形成对诗歌的深刻洞见,他只需建立精确的时间与空间坐标系,让自己深陷于具体的时空坐标里,像一块冥顽不化的石头,对远方的潮流变化视而不见,只为周边环境中的事物所感动,用全部的生命体验,爱着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事物,用独特语言为自己的体察喃喃自语。如陶渊明归隐田园后对闲适生活的细致感受:“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如海德格尔在南黑森林某个陡峭斜坡上滑雪小屋那样,竟然能体验到“群山无言的庄重,岩石原始的坚硬,杉树缓慢精心的生长,花朵怒放的草地绚丽又朴素的光彩,漫长的秋夜里山溪的奔涌,积雪的平坡肃穆的单一”。他就在与自己血肉相连的现实生活和地方经验中,建立了自己的诗歌帝国。这个坐标,让他感受到坐标里所有事物的细微变化,获取打通主观经验与客观世界之任督二脉的能力,帮助他体验到各种共时性事件带来的深刻的和谐力量,用内在的磅礴功力缝合支离破碎的世界。这样的诗人,从生命自身吸取的营养,就能写出带着体温的诗,有生命痛感的诗,揭示自己和这片土地存在的真相。在这一点上,昌耀和哈代有点相似,他们一开始都干繁重的体力活,写诗靠自学成才,诗歌题材立足于自己遭遇的具体现实,各自写出了自己语言里最具本土性的诗。
 
从风格上来说,在1990年代的重要诗人行列里,昌耀的诗,还是抒情性略强了些。1990年代的汉语诗歌,走的是英国诗歌在20世纪后50年的路,就是运动派诗学走的那条路,拉金们把叶芝、艾略特们扮演的诗歌英雄主义路线,拉回到路人甲的日常现实里来,从普遍的现代性拉回到哈代代言的传统英诗里来。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被汉语诗人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表现手法上,诗人们普遍加强了叙事性。在昌耀这里,虽然他写自己的真实感受,但诗里少有特别具体的生活细节,呈现那种丰富的生活质感,采用的还是那种跟他同代人同步的,以抒情性见长的写法。好在昌耀的抒情性不是很夸张的那种,而且因为昌耀诗歌语言的异质性,语势的力量,能够夯实那种浓烈的抒情性,不让诗陷入矫饰和高蹈之中。昌耀有一首抒情短诗《紫金冠》,不少人试图解读它,但最好的解读,还是反复去阅读它。这是一首需要反复阅读才能完全领会到其奇妙的诗。只通过阅读还不够,还要通过声音,用不同的声调去读,因为它是一首服膺于声音的诗,音乐的诗。全诗采用的是传统排比句式,出乎意料的是每一句结尾都是“紫金冠”,但不显生硬呆滞,而是气韵生动,回环婉转,铿锵有力,且完全不显斧凿之痕。诗里明明是一个历经沧桑而饱满的灵魂在直抒胸臆,全诗却气息深沉,极具穿透力。这首诗带有强烈抒情质感,与当年主流叙述性写作颇显殊异的诗,却是汉语诗歌在1990年代最值得珍藏的一首诗,一首百感交集的命运交响曲。
 
紫金冠    
 
昌耀
 
我不能描摹出的一种完美是紫金冠。   
我喜悦。如果有神启而我不假思索道出的   
正是紫金冠。我行走在狼荒之地的第七天   
仆卧津渡而首先看到的希望之星是紫金冠。   
当热夜以漫长的痉挛触杀我九岁的生命力   
我在昏热中向壁承饮到的那股沁凉是紫金冠。   
当白昼透出花环。当不战而胜,与剑柄垂直   
而婀娜相交的月桂投影正是不凋的紫金冠。   
我不学而能的人性醒觉是紫金冠。   
我无虑被人劫掠的秘藏只有紫金冠。   
不可穷尽的高峻或冷寂唯有紫金冠。
  
2018年11月17日,常德

 


作者:谭克修
来源:水意江南  思无邪诗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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