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访谈录:我必须谁都不象,我就是我自己

2019/2/23 9:29:00

叶延滨访谈录:我必须谁都不象,我就是我自己
  
  导读:作为一个诗人,他从起步就知道自己经历着马拉松式的长跑。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诗歌传统的国度,超越前人几乎不可能,但这恰恰是有担当的诗人不断创新的动力;同时代的文学精英在时代大潮中搏击,能够被记得并非易事,而要赢得读者的历史承认,远比得到汉学家和批评家的好评更为困难。
 
 
在柏林中德文学论坛上习近平看望中德与会作家  2009
    
  舒晋瑜:20世纪80年代,曾经是文学的黄金时代。
  
  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的苏童,曾梦想成为诗人或作家。然而写了两三年,两眼一抹黑。在他快要崩溃的时候,有了要发表的福音,“否则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发表苏童诗歌处女作、在关键时刻给他信心的编辑,就是时任《星星》主编的叶延滨。
  
  时光荏苒,近四十年了,苏童依然深深记得当年的情景。他说,自己“先打扮成叶延滨的读者”,然后直接将诗歌投给了叶延滨。叶延滨的回信是以《星星》诗刊的名义,告诉他有几首诗备用。
  
  而那时的叶延滨,尽管刚刚走出人生的低谷,却始终保持着对诗歌的热情和敏锐。不知道自《星星》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多少,苏童、阿来……有些在叶延滨的记忆中深藏,有些则随着时间淡忘了。
  
  作为一个诗人,他从起步就知道自己经历着马拉松式的长跑。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诗歌传统的国度,超越前人几乎不可能,但这恰恰是有担当的诗人不断创新的动力;同时代的文学精英在时代大潮中搏击,能够被记得并非易事,而要赢得读者的历史承认,远比得到汉学家和批评家的好评更为困难。
  
  因此,叶延滨四十年的创作,一不打旗号,二不贴标签,努力写自己最想写的东西。
 
 
和西昌高中三同学在66年长征到北京经过延安时留念
 
  自《延河》,叶延滨步入写诗的起点。他写了一首政治抒情长诗,编辑部提了很多意见,前后改了九稿。最后发表的时候,诗歌组长说,我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倔的孩子
  
 
当年长征到北京的四同学2003相会于凉山
 
  舒晋瑜:1973年,您参加《延河》组织的诗歌创作会的时候,还没有发表过诗歌。一个月之后就先后在《解放军文艺》和《陕西文艺》上发表作品,是巧合吗?
  
  叶延滨:巧合。创作是有准备的,而且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创作准备。我最早写诗是1972年,那时我在陕南略阳的2837工程处当团委书记和新闻干事,以工代干。大山里没有多少新闻可写,所有读物,除报纸之外只有一本《解放军文艺》。当时诗人李瑛出版了一本《红花满山》,是写边塞哨所的,很美,我读了很感动。就想,我也在山里,我也能写!
  
  我从1973年开始投稿,每个月都寄稿。因为是部队的工厂,也不用贴邮票,在信封上剪个角就寄走了。有件事,很让我感动。解放军文艺社寄来一个很大的信封,是我这一年寄给他们的稿子,编着号,一封不少;还有一封回信,说我是编辑见过的最勤奋的作者,让我好好写。同时寄给我一本解放军文艺社的笔记本。落款:雷抒雁。
  
  雷抒雁是第一个给我回信的。后来我们成为朋友,尽管性格有很大差异。
  
  到1973年年底,我收到一封《陕西文艺》诗歌创作座谈会的邀请函。到西安参加“诗歌创作会”。在山里能到西安开会,我很高兴。去了一看,陕西一线作者都在那里,会上最有影响的人物是梅绍静,他后来到《诗刊》当编辑。开会的时候,人家都在说去年创作什么今年发表什么,我是唯一没有发表作品的,不知道该怎么说,王丕祥替我说话了,他介绍说,这个叫叶延滨,这是个好娃,就写他身边的事情,我们准备让他在这里当一段时间的工农兵编辑。
  
  《延河》是在东木头市74号,杜鹏程、王汶石都在这个小院里,我接触的一些人中,陈忠实是刚出头的最优秀的作者,路遥比我早几个月当业余编辑,也见了贾平凹,背着稿子来投稿。那时当编辑和现在不同,每封来稿都要登记。回信都用复印纸,有底稿,一是给来稿编号;二是写回信,要留底稿存档;三是如果送审,三审通过,要给作者单位写外调信,审查作者在文革中的表现,及单位是否同意发表。
  
  当时有一条规定,允许到图书馆借需要的书供批判用。半年时间里,我从图书室里借了至少二三百部中外诗歌名著,这是我第一次集中阅读中外诗歌,才知道诗歌是这样。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准备。我文学的起步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写了一首政治抒情长诗,编辑部提了很多意见,前后改了九稿。最后发表的时候,诗歌组长说,我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倔的孩子。
  
  原来他们是想“枪毙”那篇诗歌,所以前面提的意见就是不断刁难,我那次创造了修改纪录。这首诗的修改过程是很好的训练,这是我真正的写诗的起点。
  
        舒晋瑜:您真是那么倔吗?
  
  叶延滨:我的性格确实很倔,是能够做事做到底的人。我举个例子。
  
  50年代读小学,我上的是省政府干部子弟小学“育才小学”,育才小学与原来的“延安育才保育院”有点瓜葛,还是供给制,穿的小皮鞋,发的毛呢小大衣。当时一般公务员每月伙食费就是六块钱,这所学校算是够资格的“贵族学校”了。因为母亲己经在某个运动中被开除党籍,从宣传部长直降为教育局中教科长,父母由某党委批准并签发离婚书。我母亲不是右派,但她被派往大凉山去当下放者的“领队”。到了西昌,母亲不愿坐办公室做“管理下放干部”的事,自愿申请去师范校当一名教师。一年后,父亲与我谈了一次话,意思是你是大男孩了,愿意去陪伴母亲吗?我去了大凉山。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重要急转弯,从省城到蛮荒偏僻山区。从成都到西昌城,坐了三天长途汽车
  
  进入高考复习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四川日报》头版点了父亲的名字并冠以走资派黑帮分子。因为闹革命,不上课更没有高考了。因为毛主席要接见造反红卫兵,家庭出身好的同学,都得到一次大路朝天的机会,坐车上北京“大串连”。我因为父母成批斗对象,无路可去。少年气盛,便找到同班其它三个也不够当红卫兵资格的同学:陶学燊、王守智、张云洲。四个人商量决定做一件大事,深夜在学校贴出一张“我们也要见毛主席”的堂皇宣言,背上行李卷,连夜离校出走。从西昌到成都,一路上害怕红卫兵和校方阻截,每到一地,都在凌晨三四点钟起程赶路。什么叫闯江湖?我想那时我们就想闯开一条能走的道,无论是宽是窄,走一回就憋不死!
  
  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乏味,艰苦,梦中被闹钟吵醒,从热被窝出来,没有灯火的马路一片漆黑,一边走还一边打瞌睡……头两天这样走还有心气,因为害怕被抓回去。再往后,就难了。走着走着就没办法再走下去了。睡够了起床,再吃早饭,就到了八九点钟了。走不了三十里,太阳当头,该吃午饭了。下午在阳光下行军,十分燥热,到了住宿点,累得倒头睡觉。第二天更不想起床,越走越没劲头。在雅安休整一天,四个人商量是继续走下去,还是结束行程回家。说了大话,贴了告示,回头丢死人!那就必须确定怎么走。头几天每天最少行程都在八十多里路,重要的原因,就是凌晨三四点钟起身上路,在看不见路的黑天起身。文雅点讲:路是走出来的,天是脚踩亮的!
  
  凌晨三、四点钟起程。天黑风凉走得快,也不出汗。有时太冷,背的军用铝壶里装着烧酒,喝上一大口,寒气全消!等到天亮,太阳出来了,行程近一半,走出了三、四十里路。吃过早饭,再走到中午最热的一点多钟,就到了当天的目的地。午餐后,还能在乡镇上逛一逛。我带了个行程本,每到一地,就到当地的邮局,请邮局的人在本子上盖上一个邮戳。天一黑,烫脚睡下。开初是天天都后悔吹了牛,后来是天天都惊奇居然又走了一天。一天天下来,形成习惯,拂晓前就醒了。
  
  走了四个半月,一步步量完了6700里路。这是我和三位同学一生都值得回味的事情,也是年轻胆大才可能去冒的风险。完成这漫长旅程有许多因素促成,比如说全社会都无事可干,比如说社会风气相对淳朴,比如说年轻人都有追星情结而我们追红太阳,比如说我们没有退路却还想向红卫兵们叫板……在所有的可能中,最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的长途跋涉,始于无路可走的困境,建立拂晓前摸黑上路的行程表上,赶在太阳出来前,让眼前有全新地平线,让身边有全新风景,而且还有已经写在新的一天日志上的里程数,让一无所有的自己有了成就感。
  
 
全家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节目  2005
 
  舒晋瑜:一路上应该有很多难忘的事情。
  
  叶延滨:最有诗意是,我们从西昌走到延安,走了两个多月,和家里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家里人知道,我们会走到延安,再走到北京。到延安的时候,看到红卫兵在街上挂了很长的一排白纸,是各地的家长给孩子的汇款单,都寄到延安红卫兵接待站。突然有一个人叫:叶延滨,有你的名字!
  
  一听,我眼泪就掉下来了。一张汇款单五块钱,每半个月给我寄一张。一条街上挂着白白一串汇款单,全写着小孩子的名字。那是家人的惦记,母爱和温情的力量深深地感动了我。
  
  就这样走到北京。
  
  我要证明我们也能串联。我们这几个人,因为黑五类或家庭出身不好,没资格坐车,步行也可以!我到清华大学找到姐姐,她见了我,第一句话就说:你长大了。
  
  舒晋瑜:这段经历给您带来什么?
  
  叶延滨:当时我们四个还是高中生,能走下这四个半月,主要还是边远地区的孩子那种上进、奋发的精神支撑。人生一世,宽路窄巷,少年时的经历让领我悟:不怕堵,不畏窄,咬牙迈脚,过去了就只是一个坎!在宽路窄巷都被堵死的长夜里,我用双脚走过了一生最长的一条6700里的长路,从西昌出发,在延安过元旦,走进北京已是1967年春节。三十年后,2006年夏天我重回西昌,四位老同学见面,留下了一幅合影。
  
  舒晋瑜:在您的经历中,救父亲也堪称是个奇迹。
  
  叶延滨:我陪着母亲在那里读完中学。把我召回到父亲身边的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张报纸。1966年初夏,北京大学抛出了陆平,南京大学抛出了匡亚明,于是省城的省报头版,以几乎一版的篇幅,点名批判在大学当校长和党委书记的父亲。大段的声讨文字中流露了这样一个信息,走资派叶某某被愤怒的革命师生包围,工作组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免于一死。就这样,我赶回省城,来到父亲身边。
  
  省城武斗越来越升级,军管会把各厅、局和各大学的“走资派”集中在锦江宾馆办学习班。大慨是怕这些“当权派”在武斗中被莫名其妙弄死了不好交代。学习班外“武斗”,学习班里“文攻”。硝烟浓烈。不久就传出医学院的院长和一位大学副校长跳楼自杀了。听说其中一位还与父亲同住一室,大白天正写着材料,推开窗就一头栽了下去。听到这消息,一连好几天我都围着锦江宾馆散步,我希望父亲万一也推开了窗,会看到我。我希望他活下去。
  
  连连发生跳楼事件,学习班也办不下去了。上面叫各单位派人把自己的“走资派”领回去。我早早骑自行车赶到宾馆门口守候,看到有的开着小车把人接走,有的是派人和家属一道来接人。父亲的那个大学造反派威猛,开来一辆大卡车,车上贴满“打倒”“砸烂”的大标语,车帮上架着高音喇叭。来者不善。一群造反派,拥着父亲出来,刚迈出大门,立即反扭父亲双臂,按着头,哈着腰,按倒在卡车驾驶室顶篷上,大喇叭狂喊乱叫,大卡车急驶而去,我一路紧追,紧追慢赶,追进大学的校医院。我没见到父亲被打的情形,只见父亲牙齿脱落嘴角出血,浑身青紫的伤痕。我带父亲去校医院,医生的鉴定是:长期缺乏锻炼所致劳损。我很吃惊,也很恼火。我想父亲这样下去一定会出问题,我必须把父亲救出来!
  
  我立即就找当地的军管会,军管会的答复是,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当时父亲被关在学生宿舍大楼里,校门门都是沙袋、机枪。父亲关在学生大楼里被三个学生看管同住。武斗开始后,几百米外的公路上常常有人朝这里打枪。父亲的家不能住了,我数了数墙壁上被重机枪打出的弹孔,正好有18个打穿进屋的孔,和我当时的年龄一样。我找了一个工人、一个老师,还找了一位姓黄的工程技术员,商量怎么才能营救父亲。
  
  我每个星期去两趟 ,我可以见父亲,每次买两大包东西给父亲,另外的送给三个看管父亲的学生;每个星期给父亲推一次头发,不管样式,被批斗的时候揪不住就行。时间长了,和看守的学生关系有了改善,我给看管父亲的学生提出一个要求,希望父亲能在早上打开水的时候,在院子里走一圈,活动一个钟头。他们答应了。那还是夏末秋初,六点钟的太阳已经很大。到了11月份的时候,早上六点还漆黑一片,天气越来越冷,轮值陪同父亲的人就不愿意看管父亲了。父亲独自一人,照常去打水,再沿着校园围墙走一圈,七点前回到住处。从那以后,早上起床后没有人跟着父亲了。
  
  11月的成都雾很多,我和工人老张选了一个晚上,住进了学校墙外一户人家中。早上五点,我俩推着自行车,带着准备好的梯子来到围墙外,等父亲走过来,我把梯子从铁栅中间塞进去。父亲把竹梯搭在围墙上,爬上去,再抽出竹梯递下来……工人老张骑车在前面带路,我的脚哆嗦得蹬不动,我努力地蹬起车子,从西郊一直跑到川大,在川大化学楼的楼顶层藏了半个月,才把父亲交给了军管会,我又回到了西昌。
  
  我身上的潜能全被开掘出来了。如果不是那个时代,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1978,命运从这里转折。叶延滨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当时,广院只在西昌招一名学生
  
  舒晋瑜:在西昌,您的工作也不错,为什么想到考大学?
  
  叶延滨:当时西昌12个县只有一所高中。我在学校学理工科,排名总在前三。考试的时候,数学的三角函数考试,我半个小时就交卷。老师看过卷子说,下面请延滨同学代我监考——这是最高荣誉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是地委的新闻报道员。在地委宣传部里当新闻报道员,刚被送到省委党校学习。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就想参加高考,领导说,你上大学是为什么?我说学知识,有知识才能更好地工作。领导说,上大学学了本事,回来分配工作也就是你现在的工作。可能那个时候你的位子别人家干了,你就没有了,还不见得能有你现在的工作好。
  
  这个故事跟农民晒太阳的故事一样。
  
  我完全是被一棵大树砸进学校的。我上班的地方是一个斜坡,前面是个三叉路口,在路口上有一个马路工人在修树,他把树锯断的时候,正好我骑车路过。我睁开眼,发现树干从我的鼻梁刮过,满脸是血,我的飞鸽自行车两个轮子还立着,梁断了。
  
  我想的第一个事是一定让他赔我自行车。
  
  工人叫了救护车,检查后发现,我的骨头和内脏都没问题,但是全身都是擦伤。单位批准我在家休养。这时我就想,我要考大学。
  
  但是快三十的人了,我想学理工学不出什么了。在墙上贴了世界地理、历史年表,背地理知识,通过历史年表记年代、事件、人物。等到我能下地走路了,也就进考场了。我成了我们地区文科第一名,打高分是的历史地理,语文得了68分。
  
 
叶延滨大学成绩单
 
  舒晋瑜:这个结果很意外。
  
  叶延滨:当时我一拿作文题目就笑,是要求把长文章改成600字的新闻报道。我想这是我每天上班干的活。我就拿笔在上面钩,划完也没算字数。但是那一年是把四川师大的学生集中起来在阅卷中数字数,我的字数超了,扣了很多分。我是广院82届毕业生,一个同学后来当了学校的教务处长,把当年的大学毕业成绩单每人复印了一份,我成绩最低的一门功课是90分。
  
  舒晋瑜:1978年,改变了很多人一生的命运。您在大学里收获了什么?
 
  叶延滨:大学以后,主要是写作,我在大学里得奖,参加了第一届青春诗会,加入了中国作协。
  
  从《干妈》开始,诗坛无人不晓叶延滨
  
  舒晋瑜:主要是《干妈》这首诗,影响太大了。
  
  叶延滨:这首诗是我的成名作。那是我在延安和老农民生活一年的体验。这个体验是其他知青没有的。我想我既然到农村里,那我就住到农民家里去。这是陕北最穷的人家,只有一孔没有窗户的土窑洞,他俩睡在窑洞最里边的大炕上,大炕上有个大尿盆,我睡在门边的小土炕上,小土炕上有个小尿盆。这就是整个家的全部布局。老汉是饲养员,老婆是小脚女人。他们叫我“干儿”,我叫他们“干妈”和“干大”。和两个老农同居土窑的一年,让我接够了地气。这孔土窑,关上门就像坟,开了门就叫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我在中国最穷的“受苦人”家中生活了一年,我自信没有什么比这一年更难更苦的了,就像掉进深坑里,只要敢迈步,无论朝哪方,都是向上。
 
  《干妈》写的都是真实感觉。当时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因为当时有几千万人当过知青,大学里坐满了从农村回到课堂的知青。我写的是我自己真实的故事细节,也是这几千万知青自己的情感,轰动也就可以理解了。今天人们还总提起这篇诗作,是因为有一代人不会忘记的这段历史。除了共同的命运以外,我认为,我在诗中不仅写了知青的命运还说了老百姓的愿望:“……人民好比土地/啊,请百倍爱护我们的土地吧——/如果大地贫瘠得像沙漠,像戈壁/任何种子都将失去发芽的生命力!”四十年前对一个执政党说出这样的话,也许只有诗人!
  
 
当年房东的小闺女还有邻居伙伴在住过的破窑前合影  2005年
 
  舒晋瑜:回顾一下,走上诗坛,您受到谁的影响?您的诗歌创作的营养来自哪里?
  
  叶延滨:最早是受到李瑛影响。在《诗刊》发表作品以后,邵燕祥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从《延河》开始,到上大学后,我力图摆脱当时对我影响很大的“解放军文艺”体。尤其是看了很多诗歌以后,我必须谁都不象,我就是我自己。
 
  一段时期朦胧诗很流行,我在参加青春诗会的时候,就给另一位诗人说,我参加这个会最大的收益是,我必须跟他们不一样。我和北岛们完全一样的话,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舒晋瑜:您的写作,一开始就不贴标签,不打旗号,好像“不入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坚持?
  
  叶延滨:我有一个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走上文坛开始,想到的先是和编辑搞好关系,参加各种学习班。我在一开始进入写作,只是因为,我曾经想当一个将军,没有机会;想当科学家探险家,也没有机会。只有一纸一笔还能向世界证明我自己,我必须找到和民众相通的地方,找到艺术探索中我的位置,以及我和时代之间关系。反过来说,我绝对不会追随谁。这也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舒晋瑜:您参加了首届青春诗会,能谈谈当时的盛况吗?您有哪些收获?
  
  叶延滨:青春诗会前,我在《诗刊》头条发表了一组诗《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这是我进入青春诗会的入场券,写了文革中的三个孩子。参加第一届青春诗会的17个青年诗人中,我在到会前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但真正见过面的不多。梅绍静在延安插队,我认识她最早,还认识顾城,是在《北京文学》,当时好像是诗歌组长姚欣找我改稿子,谈话间顾城到编辑部来送稿,前面是父亲开道,后面是母亲提包,顾城自己没说一句话。我注意到顾城穿一双部队发的那种塑料凉鞋,不过,特意在后跟上粘了一层同样的塑胶鞋底。其他诗人都是新朋友,徐国静、徐晓鹤、孙武军都是大学生,一混就熟了。徐敬亚和王小妮是一对恋人,幸福指数很高。江河和舒婷在青年诗坛名气不小,都是“朦胧诗”代表人物,青春诗会上还没有“朦胧诗人”这说法,江河给人印象很随和,让我愿意与他交谈。舒婷不一样,名字很淑女,说话很玫瑰,好听的话里总有刺。如果要舒婷回忆青春诗会,她会说两条:一是“叶延滨欠我一杯咖啡”,二是“我在青春诗会上就说了,我们中间叶延滨会当诗刊主编”。
  
 舒晋瑜:那时您就提出“三点决定一个平面”,为什么会有这么高屋建瓴的理论认识?
  
  叶延滨:我以为,我对时代、读者和艺术之间三点关系的理解,基本上决定了我一生的创作倾向。
  
  在“青春诗会”的讨论中,我说,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点,在纷繁复杂的感情世界里找到与人民的相通点,在源远流长的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我的诗就放在这个平面上。《诗刊》老编辑王燕生作为首届青春诗会“班主任”,生前回顾当年的青春诗会,还提起我的“三点决定一个平面”的这个发言。
  
  舒晋瑜:“青春诗会”对您来说,有怎样的收获和意义?
  
  叶延滨:“青春诗会”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请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给“青年作者”讲课。老师的阵容强大: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张志民、李瑛为十七位年轻人讲授诗歌创作。黄永玉、冯牧、顾骧等为与会者报告当下的创作动态。袁可嘉、高莽向大家介绍了世界诗坛,蔡其矫透彻地分析了一批著名的外国诗歌。这些都是中国文坛重量级的人物,他们给十七位青年人讲课,交谈,对话,讨论,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界特别是诗歌界十分可喜的开放、宽容和民主的氛围。整整半个月的时间,名家与新人,文学界的领导与青年写作者,坐在一起,平等交流也不乏交锋,这种姿态和气氛,空前民主和空前开放。能坐到一起,也有坐到一起的道理。此时文坛的大家名流,多是刚“平反”重新回到久别的文坛,与会的青年诗作者同样来自生活的底层,大家都有共同的愿望,也对改革开放充满了热望与信心。其实,参加“青春诗会”我已经三十岁了,这应该是我告别青春的一次仪式,从此以后,我被诗坛所认可。
  
  先后在两家全国最有影响的诗歌刊物任主编,叶延滨有自己恪守的原则。他说:“我是职业的编辑,必须对职业操守负责。读者和作者请客,我从来不去。”
  
  舒晋瑜:在诗坛有这样大的影响,后来回到《星星》,是怎样的机遇?
  
  叶延滨:我是一首诗得奖,一首诗加入中国作协。大学毕业时,包括《诗刊》在内的五家单位要我,但是,我作为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到最后待分配的只有一个,就是叶延滨。
  
  舒晋瑜:什么原因?
  
  叶延滨:我当时写过一句话:爱情需要不断更新。这是鲁迅的《伤逝》里的一句话。被一位记者写了内参,成为精神污染的重要典型。《中国青年报》还以“爱情需要不断更新——谈正确的婚恋观”展开讨论。
  
  舒晋瑜:这件事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叶延滨:我被分配到《星星》,省报和一家刊物继续把我当反面人物批判精神污染,我没写过一个字的检讨。这件事拖了八年,后来总算重归平静。
  
 
分配到星星诗刊当编辑  1982
 
  舒晋瑜:您从1982年担任《星星》诗刊编辑,后来又担任副主编、主编,有什么体会可以分享一下?
  
  叶延滨:当时编辑部看稿的编辑有四个,围着一个方桌,旁边是一个竹筐,一个月要看四百斤稿子,相当于一个编辑看一百斤稿子。
  
  我接手主持《星星》后,把推出青年诗人,重点扶植有实力的中青年作为办刊方针,让《星星》成为青年诗人进行诗坛的入口,接纳不同的风格流派。比方说,我不赞成“非非主义”的理论主张,我认为它所宣扬的是无法与创作发生关系的理论,没有诗人能在写作中实践的理论。但是,对当时站在这个旗号下的许多年轻诗人有个人追求的作品,《星星》同样刊登。
  
  没有所谓博古通今的全能大师。我的体会就是,一要对新事物敏感,二要对不同的艺术流派尽可能的宽容和理解。这两条缺任何一条,哪怕样子很先锋,或者很主流,都没多大上升空间。
  
  舒晋瑜:担任主编,您做了哪些事情?
 
  叶延滨:在四川工作期间,我是不喝酒不请吃、不让作者进门的人。《星星》有一条规定:外地来的作者编辑部请他吃饭。这就避免了一些干扰。这里还有个故事。当时有位和我父亲认识的副省长找到我,问怎么能帮助我?我说你帮助四川作协所有的刊物吧,到年底把所有印刷费付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星星》当时的发行量是另一家刊物的20倍。
  
  舒晋瑜:《星星》给您带来怎样的影响?
 
  叶延滨:我在主持《星星》也挨批,也被人写过内参,日子不好过。但我主持工作期间,《星星》没有一篇作品挨批,没有一个作者或编辑挨整,创造了刊物发行的最高量和刊物经营的最好时期。刊物办得好了,麻烦也会找上门,记得有一天上级突然找我谈话,在谈话期间找到财务收走全部账本。鸡飞狗跳查了几个月,查出会计多记了十九元的收入。在《星星》最红最火的时候,我主动离开《星星》,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当系主任。
  
  我在当《星星》副主编以后开始写杂文。我的杂文的影响是在《星星》时形成的。我在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明白这是我为社会服务,写作是我自身的个人的事情。这是公和私之间的事情。正因为有了在《星星》时严格的自我约束,我自己的文学追求和职业操守保持下来,我珍惜自己的羽毛。
  
  长期的编辑工作,使叶延滨始终保持着对诗坛新事物的敏感
  
  舒晋瑜:您在广院当教授的时间,只是短短一年。什么机缘到了《诗刊》当主编?
  
  叶延滨:我在1993年回母校中国传媒大学看望老师,校长说,想不想回母校工作,动了心,于是广电部把我全家调进北京,我开始在学校当文艺系主任。教授当得还顺心,好像还要委我以重任。结果,一纸调令把我调到《诗刊》。后来才知道,当时上级对《诗刊》办得不太满意,有人向有关领导说:有个会办刊物人的在广播学院。于是,我又开始在第二个诗刊效力。一干就是十四年。《诗刊》获得了“国家期刊奖”,我也获得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
  
  舒晋瑜:当年舒婷说,首届青春诗会的诗人中,叶延滨要当《诗刊》主编,她说得还真准。
 
  叶延滨:《星星》是我说了算。《诗刊》基本是我说了不算。我努力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到《诗刊》工作不久,各种告状信就来了。我想我必须适应这个环境。我的头脑很清楚。我给自己定的是:守好本职不求上进,很多事就会有空间。
  
  有个领导找我谈话,问我:“延滨,怎么样?”我当时就问:“是不是收到告状信?加起来够不够撤我的职?”他说“没有那么严重。”我说:“那就不用问了,全是真的!”我何必费这些口舌解释?有一次有告状,说叶延滨有那么多稿费单,能当好《诗刊》主编吗?我说有这么多稿费单,说明我除了办刊,还在写作,没有喝酒跑官,领导才应该放心。
  
  舒晋瑜:90年代以后,文学期刊的生存渐入艰难的境困。《诗刊》情况如何?
 
  叶延滨:前些年刊物经营十分困难,有的诗人一开口就说你是“官办刊物”,其实相当长的时期,《诗刊》经费百分之八十都要通过办刊物、搞活动来维持。《诗刊》不仅编辑的工资是自筹,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我们还供养十多个离退休的老干部和高级知识份子,少量的上级的拨款连发离退人员的退休金都不够!我曾经说过,世界上任何一个诗人,如果知道叶延滨靠经营一份诗歌刊物,给二十多人就业岗位,同时供养十多个离退老人,他应该向我致敬。好在近两年国家逐步增加对《诗刊》的资助,相信今后会有大的改善。最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不是你个人的事业,不是你个人的刊物,心里有个底线“只要上级找到替代我的人,我可以随时离开。”有了这个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主编才当得下去。
  
  舒晋瑜:您在《诗刊》当了几年主编?主张又是什么?
  
  叶延滨:首先要改变经营状态。刚到《诗刊》时,凡带电的都不转,一台电脑也打不开,有一辆汽车也租出去了。《诗刊》经营亏损,各种矛盾突出。1997年高洪波调任《诗刊》主编,1998年起我主持刊物日常工作,2001年任常务副主编兼法人代表,2005年起任《诗刊》主编至2009年。记得高洪波主编刚到任的第一年,过年没有钱给大家发过年费,我从北京飞到深圳,找到一个当老板的朋友,用报纸包了五万元回北京让大家过了一个节。屋漏偏遇连阴雨,1998年,我们想好好做一个调查,振奋一下诗坛和明确刊物的方向,几千份调查问卷整理出来后,将有关问题和情况《中国诗歌现状调查》在刊物上发表,引起众多议论,有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非常不友好的文章,把《诗刊》说成“老牛破车”,我们差点与这家报纸对簿公堂。
  
  一切都要靠刊物的自身说话,要恢复刊物在读者中的威信,就要有好作品。我在主持刊物编辑工作后,开了“名家经典”专栏,每期发一个中国新诗史上著名诗人的作品,集中刊发重量级诗人的成名作、代表作、近作,陆续刊出了艾青、臧克家、绿原、牛汉、卞之琳、郑敏、蔡其矫、贺敬之等名家经典之作,梳理了中国新诗传统。同时,努力加强与青年诗人的联系。在上世纪90年代,整个诗坛比较低迷,读者与诗人之间关系疏离,青年诗坛发生了“民间写作与知识份子写作之争”等事件,有限的版面使许多青年诗人的新作难以在《诗刊》与读者见面,使《诗刊》成为倍受一些青年诗人抨击的“官方刊物”。我一直努力想把原来内部赠阅的授刊教材《青年诗人》,办成公开发行的“下半月刊”,但来自内部和体制的阻力都不小。
  
  2001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一次讨论与青年作家关系的会议上,我再次提出办下半月刊团结青年诗人的主张。会前我就做了准备,发言中间我拿出一叠各地青年诗人社团自印的“民间刊物”,我说,我们不去为青年诗人提供园地,人家就自行其事办“民刊”,一定要让青年诗人的作品能更多登上《诗刊》,才能团结和联系这些有才华的青年人。记得主持中国作协工作的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金炳华同志,把这一叠“民刊”都接过去认真翻阅。
  
  会后不久,中国作协批准我们办《诗刊》下半月刊,这样诗刊每月从原来的六十四页,变成了一百六十页,有更多的版面提供给新诗人的佳作。近年来,作者创作风格和流派多了,作品差别也大了,每一种样式甚至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读者群”,各个读者群之间的审美趣味大相径庭,这种态势,使诗坛从金字塔式变成平面花园式。因此,扩大版面,让更多样式的诗作得到发表,是与时俱进的要求。2002年《诗刊》在作家协会领导的关心下改版后,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扩大了诗刊的容量,最大的受益者是青年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包括旧体诗的爱好者。下半月刊主要面对青年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诗刊》与青年诗界的关系,使《诗刊》把更多精力放在扶植青年诗人方面,同时也继续关注名家名作。
  
  舒晋瑜:您在《诗刊》几年间,刊物有了哪些发展和变化?
 
  叶延滨:在全国八千多家公开发行的期刊中,《诗刊》在国家新闻署的评比排名中,先后获得过“国家期刊奖”、“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新闻出版署‘双奖’期刊”等荣誉,我在2002年也获得出版署委托出版工作者协会颁发第二届“全国百佳优秀出版工作者”称号。这些荣誉,表明《诗刊》在八千种刊物中位居前一百名的主流位置,在全国数百种文学期刊中处于前十名,在诗歌期刊中处于领军位置。是国家重要的主流期刊。荣誉是全体编辑和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诗歌界共同努力的结果,还有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出版集团领导关心支持的结果。我认为,这些荣誉除了肯定成绩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有寄于希望的意味。中国有悠久而优秀的诗歌传统,李白和杜甫曾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名片。再创耀眼的诗歌辉煌,是一种期待和梦想,从本质上讲,中国诗人都应该是梦想家才对,《诗刊》应该是中国梦的家园!
  
  舒晋瑜:能否总结一下您的主编生涯?
  
  叶延滨:客观说,我是在《星星》12年,《诗刊》14年。新诗百年,四分之一的时间,我先后担任两家中国重要诗歌刊物的主编,经历了中国诗歌发展最蓬勃巨烈变更的时代。我尽量在办刊的过程中,体现中国诗歌的全貌,尽可能给新人提供帮助,尽量小心地维护编辑职务的神圣性,爱护刊物应有的社会的名誉。
  
  在我工作的26年期间,没有一个编辑因为编辑工作失误受到批评,没有一个作者因为我发表他的作品受到批判。爱护作者和编辑是非常重要的。作者成为优秀的诗人或批评家是他的才华,作为编辑就是助他一臂之力,尽可能提供有用的平台。这是做事,不是结盟,不是树旗子占山为王,主编不是盟主。
  
  我的写作始终是个体的。写作是纯粹个人的事情,办刊,则纯粹是公器,至少是文化的公器,必须要有敬畏感。这26年,自豪地讲,我分得很清楚。我不拿刊物谋取私利。我在诗歌界有很多朋友,大家都知道,涉及发表作品或者评奖,老叶该怎样就怎样。我在写作上,把工作和自己的人际交往分得很清。很多诗人拎不清,写作的状态是诗人,生活中也是诗人,在诗人中交往,满足于在诗人圈子里当领袖。生活教给我那么多,写作的时候,我纯粹是诗人,表现我的内心和艺术上的追求;我在当编辑的时候,这就是我的职业,我的职业道德要求我宽容、理解别人,即使是我讨厌的人,我也认真对待他的诗歌,这是我的职业;当我不写作,我不上班,就是父亲、丈夫,就是社会上的人,和别人没有任何差别。一般人拎不清。我从一开始的定位是很清楚的。我给自己定了规矩,一是在公众场合滴酒不沾。这是作为编辑的一种操守。我如果不能自己清醒,怎么判断作品?我就是只看作品不认人;二是我绝不在家里接待一个作者。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退休。
  
  王蒙先生评价说,叶延滨是诗人,这个诗人是个明白人,叫做读书明理,叫做体察现实,人情达练,思考斟酌,不粘不滞,自有主张
  
 
主持柏林中德作家论坛会议  2009
 
  舒晋瑜:西学思潮的涌入,又给您带来怎样的影响?
 
  叶延滨:西方文化的进入,是把自己摆上另外一个位置。前面所受的文化影响,更多的是俄罗斯和东欧,来自托尔斯泰、马亚可夫斯基,改革开放的影响主要是欧美文化的影响,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完全地离开两个基地,一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二是我不可能完全忘记我最早的政治野心和人生野心。我第一次读《战争与和平》,发现作家居然能脱离小说情节谈论政治,很震动。西学渐进的时候,西方现代主义风潮涌入,客观地说,我总是在观察、吸收和发现,我们的作者最早是学谁的,他的影响来自哪里。我当时是站在一个层面:不仅了解自己,还要了解诗坛整个走向,才能判断整个诗歌的发展和影响。比如吉狄马加,他最早的影响来自桑戈尔,后来才是聂鲁达。在这个寻找和辨析中,我把自己的诗变得更能表达自我。
  
  舒晋瑜:可否谈谈您的四十年创作,经历了哪些变化?
 
  叶延滨:我认为后来的诗,比我早期的诗好。我和很多人的不一样就在于,我在不断的变化中,但是我不可能突然转身,成为另一个叶延滨。
 
  从写《干妈》开始,我不再是解放军文艺风格的模仿者,我有了自己的形象。进入90年代后,我更多地是对我自己、对人性、对中国人的一些更深入的表达,这种表达可能在我的写作中间,以一种诙谐、反讽、跳过外表展示尴尬局面的呈现出来。这和单纯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纯粹的学院派是有区别的。到了新时期以后,很多作品是对曾经固化的认识的重新解构,比方说《一颗子弹想停下来转个弯》,它所体现的意象和传统的认识比,更多的是一种质问质疑,挑战了传统的固化的观点。“这时它突然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子弹/不光荣、不骄傲、不击中目标/却把一生只飞一次的命运/变成了自由……”朗诵完以后,一个黑人诗人问我,这诗歌能在美国演唱吗?我说可以,必须说作者是叶延滨。
 
  有的诗摇摆得比较大,从传统中去寻找根源。实际上大摇大摆也是值得质疑。如果传统都很好的话,今天就没有必要再创新、再有新文学的存在。有的诗人缺少传统这一环的训练。成熟诗人这种演变和递进是隐秘的,是由作品表达的。
  
  舒晋瑜:如果让您评价自己的诗歌呢?
 
  叶延滨:坦率地说,我是混杂型的诗人。我小时候最早喜欢、最多接触的,是中国的传统小说和西方小说。我小学和初中基本是读小说,读散文的年龄是高中,开始注意近现代作家的语言。诗歌是最后进入的。在我身上,可能没有完全体现最纯粹的诗人气质。
 
  有的诗人说,叶延滨的诗歌中有戏剧的介入;传统杂文家说,叶延滨没有一篇规范的杂文。我的文学的营养的吸收,来自传统的小说。我从小学到高中,是图书馆管理员最好的朋友。一下课我就在图书馆待着,《红楼梦》等古典小说都是在初中读的。
 
  这里还有过一个故事。《红岩》出来后非常火,全校就一本。学校语文组长就要去图书馆借。图书馆何老师说,这本书校长拿去了。结果,我在语文课上偷偷看小说时,被语文老师发现了。
 
  五四文学时期的文学作品当时也只是借给老师,多数人没有机会看到的小说,我都在图书馆看到了。所以我的知识结构和其他诗人不同,进入文学的途径和别人不太一样。我母亲下放到大凉山的时候,带着几本书,其中就有《安娜 卡列尼娜》,我们家订的杂志,就是《收获》《人民文学》《译林》,我常常是一本杂志从头看到尾。
  
  舒晋瑜:在《星星》的时候就开始写随笔杂文,诗人出手,语言总要胜出一筹。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杂文?
 
  叶延滨:我的杂文随笔创作,的确是我一个重要着力的方向,虽然我也写过小说写过评论,但在这些领域我是票友。
 
  王蒙先生曾评说我的随笔:“叶延滨是诗人,这个诗人是个明白人,叫做读书明理,叫做体察现实,人情达练,思考斟酌,不粘不滞,自有主张。就是说,他一不人云亦云,二不上当受蒙,三不本本条条,四不刚愎自用,五不大言欺世,六不自欺欺人。所以我爱读他的随笔杂文,觉得他言而有据,有独得之妙,有机智和灵性,有见解。他的记叙文与忆旧性散文也写得好,有一种平和,有一种沧桑感,有一种明晰,说得再好一点就是我爱说的清明。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状态。如此这般。难得有一个人写文章而不吹嘘,谈诗论文而不卖弄,世事洞明而不油滑,自然风趣而不轻飘。读叶延滨的随笔散文,你会学得聪明、不受骗和有节制。”我认同他的鼓励,并为之努力。
 
  散文杂文随笔的创作,在我的创作中并是半壁江山。各种报刊杂志给我的杂文散文奖要比诗歌更多。诗歌加上杂文随笔,是我全部的精神世界。
  
  也说感情:婚姻最终还是合适。如今的叶延滨,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和自己愿意在一起的人在一起
  
  舒晋瑜:您是什么时候认识杨泥的?如何评价杨泥?
 
  叶延滨:我们是在低潮时认识的。当时杨泥在《四川文学》当编辑。《四川日报》刊登了批判我的“精神污染”的内容,好事者就给我们机关每人一份。我看了报纸以后,压力很大,又想,一是开除不了我,二是这个罪名落实不了,所有的事情经不起调查。第三是想真倒霉,还得和《四川日报》干仗。
 
  杨泥很同情我,她侧面观察我面对困难的态度,看到我看了会儿报纸出去了,理了个发,吃了个包子,又接着上班了。
 
  她曾经写过小说《舞蹈的幽灵》《激情月光》,都写诗人的。两部长篇都有我的影子。还算是知我者。
 
 
与妻子小说家杨泥回陕北在壶口  1991
 
  舒晋瑜:一见钟情吗?是否也写了不少情诗?
 
  叶延滨:情趣相投吧。用不着写情诗。她在《四川文学》,我在《星星》;后来我在《诗刊》,她在《人民文学》,一直互相守着,形影不离。但是她从来不愿意到办公室找我。说我上班的脸难看,她一进门,我就公事公办地问她有什么事?
  
  舒晋瑜:作为诗人,您的情感生活是否也很丰富?
 
  叶延滨:经历了大起大落,和杨泥在一起,找到了知已,我们互相理解,比较珍惜。婚姻最终还是合适。
   
  舒晋瑜:可否谈谈退休以后的生活?
 
  叶延滨:现在的生活状态很好,和在职的时候比更加自由,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和自己愿意在一起的人在一起。这是很难得的。
 
  原载于《草堂》2019年第一期
 
作者:叶延滨vs舒晋瑜
来源:中诗网
责任编辑: 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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