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乌托邦与个人生活

2018/11/5 8:05:00

谢有顺:乌托邦与个人生活
 
台湾的张大春在《小说稗类》一书中说,文学带给人的往往是“一片非常轻盈的迷惑”。它既不能帮助人解决人生问题,也不会减少这些问题,它的存在,或许只是“一个梦、一则幻想”而已。我认同这样的看法。文学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类心灵里一种隐秘的奢侈念想。这点奢侈的念想,决定了文学的本性总是关乎精神和存在的,它虽然具有梦想和幻像的形式,说出的却应是最为真实的心灵图像——历代的文学为我们留下了太多这样的伟大图像。
 
然而,中国当代文学似乎一直未能有效地接通这条伟大文学的血管。尽管这些年来,许多作家借助消费文化的力量,一直使自己处于热闹和喧嚣之中,但也终究难以掩饰他们在写作上缺乏创造精神的贫乏。以致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个日益肤浅和粗糙的写作狂欢时代:长篇小说的数量在剧增,写作的难度在消失,缺乏基本艺术训练的写作者正在凭借媒体炒作获取利益——小说的品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恶化。
 
写作平庸化的时代似乎已经来临。它的背后,显然昭示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巨大危机:当代作家正在丧失文学抱负。——“文学抱负”是秘鲁作家略萨喜欢用的词,他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一书中,把“文学抱负”和“反抗精神”一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但是,尽管这样的行动是幻想性质的,是通过主观、想象、非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可是最终会在现实世界里,即有血有肉的人们的生活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关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怀疑态度,即文学存在的秘密理由——也是文学抱负存在的理由,决定了文学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特定时代的惟一的证据。”
 
假如一个作家丧失了“文学抱负”,那就意味着他在美学上将无所作为,他在精神上也将毫无创见——因为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理想,一旦将它降低成为获利的工具,或者把它变成一种毫无难度的语言废品,文学存在的理由就将彻底消失。
 
因此,我敬重那些有“文学抱负”的作家和作品。他们未必是写得最好的,但他们的作品却总能一次又一次地唤醒我对文学的热望。格非于200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人面桃花》(春风文艺出版社),就是这样一部令人难忘的作品。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先锋作家之一,格非自1995年发表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至今,沉寂了近十年时间,但《人面桃花》没有令我们失望,它至少在三方面显示出了格非不同凡响的价值:一是这部作品的语言优雅、精湛,达到了古典和现代的完美结合,并且是彻底中国化的——很难想象一个在西方文学背景里成长起来的先锋作家,会企及这样一种语言高度;二是格非的写作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叙事自觉。《人面桃花》在叙事上的考究、细密,以及它在叙事风格上的探索姿态,为越来越粗糙的当代文学写作树立了一个醒目的界标;三是格非通过这部作品告诉我们,一个作家面对整体性的世界和历史发言,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这些都对当代文学很有启发意义。长期以来,由于受消费文化的影响,小说写作正被一些作家简化为讲故事。以私人经验为内容,以故事为载体,这样的小说模式正在成为主流,但它所遗忘的恰恰是小说最重要的方面——语言探索、叙事自觉和建构作品的精神核心等。
《人面桃花》改写了我对当代小说的固有看法。它那纯粹的文学性和精神性,让我重温了一个写作者的虔诚,也让我重新领会了语言和梦想的清脆质地:《人面桃花》是坚韧的,敏锐的,优雅的,精致的,更重要的,它是宽广和深邃的。
 
让我们先来看作者写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光绪二十七年春,罢官回籍的陆侃突然从普济消失,不知所终。其女陆秀米开始第一次正视她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几天后,革命党人张季元以养病为名来到了普济。在秀米的眼中,张季元就是这个神秘世界的象征:他查访一个六指木匠,联络地方革命党,购运枪支,准备起义;他去过日本横滨,与母亲的关系也令人生疑。而对于张季元来说,这个他暗中渴慕的美貌少女的存在使他对革命的信念产生了动摇。两人之间的情感于暗中滋生并迅速成长,但随着革命党的被剿灭,特别是张季元猝死而告终。
 
秀米于出嫁途中遭遇土匪绑票,被劫至偏野小村花家舍的一处湖心小岛上。但同一时间,土匪云集花家舍亦在酝酿着一场重大事变。在岛上,秀米从一名尼姑韩六的口中得知了花家舍的所有秘密。她对父亲在普济建立桃花源的疯狂举动似有所悟,而阅读张季元留下来的一本日记,也使她了解了革命党人创立大同世界的真正动机。随着土匪头领们一个个神秘死亡,花家舍这个“人间仙境”于一夜间变成一片瓦砾,而暗中活动的革命党人六指木匠则控制了局面,并收编土匪于第二年发动起义,攻打府州梅城。起义失败后,秀米被送往日本。
 
几年之后,陆秀米受革命党人指派从日本带着年幼的孩子返回普济,联络地方豪强,进行革命准备,并建立普济学堂。在当地人的眼中,秀米已经变成了与父亲一样的“疯子”。她的革命蓝图中混杂了父亲对于桃花源的梦想,张季元的“大同世界”,当然还有花家舍的土匪实践,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在清兵的一次围剿中,秀米被捕并押解至梅城,她的孩子也于乱中被杀。就在秀米被清廷处死的前夕,辛亥革命爆发。秀米被关押一年半后获释,回到普济。
 
回到普济后的秀米发誓禁语,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哑巴……
 
——尽管要对以上的故事进行叙事学分析,大有文章可做,但我更看重格非理解历史的方式,以及他所揭示出的现代中国的一种精神景象在今天还有何种现实意义——因为当代作家身上普遍匮乏这种问题意识。当代作家似乎把那点个人经验抓得太紧了,看起来每个人都好像在进行“个人写作”,但由于这些千人一面的“个人性”,带来的不过是新的公共性,所以这种“个人写作”的价值已经变得非常可疑。
 
所以,当代小说若要发展,显然需要转向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建构一个更具精神性的文学空间,诚如格非自己所说:“中国作家在经过了许多年‘怎么写’的训练之后,应重新考虑‘写什么’这一问题。”是啊,二十世纪的中国发生了那么多伟大的事件,作家们如果无视它们的存在,也无法找到表达他们的途径,那绝对是一种无能,因为如何处理历史、现实、梦想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伟大文学的使命——《人面桃花》试图接续上的,正是这条伟大文学的血脉。
 
“人面桃花”出自一首古诗,但就作品本身而言,“人面”与“桃花”却分别代表着两个意味深长的符号——革命与爱情,或者说政治与欲望。爱情里总是挣脱不了欲望的纠缠,而革命却不断走向乌托邦、走向那破灭的梦想,这似乎是一种人类历史的宿命。爱情和革命其实都属理想主义范畴的事物,然而,它们在《人面桃花》里将面对一个共同的、但潜藏在人的心里不易觉察的敌人——欲望。
 
先是陆侃在院里栽种桃花,想把普济变成一个现代桃花园,然后陆侃这样的疯狂举动在陆秀米(陆侃的女儿)的老师丁树则眼中却是另一种解释:“虽然父亲满嘴是归隐哀世之叹,也曾模仿渊明到塘边篱畔采点野菊来泡茶,可他的心却没有一刻离开过扬州府的衙门。所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说来说去,还是贪恋官场声色。”
 
接下来是张季元,一个革命党人,试图在地上建立大同,但他的内心恋慕的却是秀米。张季元死后,秀米看了他留下的那本不乏“令人难堪的段落”的日记,感叹道:“张季元啊张季元,你张口革命,闭口大同,满纸的忧世伤世,壮怀激烈,原来骨子里你也是一个大死鬼呀。呵呵。”
 
尔后,秀米被劫持到花家舍,这是王观澄按照世外桃源来设计的地方,但它最终却变成了一个土匪窝;直到后来秀米自己也参与革命,建立普济学堂,委身于一个混杂着父亲对于桃花源的梦想、张季元的“大同世界”、花家舍的土匪实践这一现代乌托邦。一切梦想最终都走向了失败。
 
——其实陆侃、张季元、王观澄、陆秀米更像是同一个人,“他们的各自梦想都属于那些在天上飘动的云和烟,风一吹,就散了,不知所终。”格非在这些人的乌托邦实践中看到:任何一个梦想的形成,以及这个梦想之所以会走向它自己的反面,都是因为梦想的主体是人。
是人,就无法规避他内心里与生俱来的私心和欲望,这也就是任何一种乌托邦冲动付诸实践之后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如康德所言,“从扭曲的人性中造不出完全笔直的东西来”;而波普尔干脆在《二十世纪的教训》一书中说:“想在世界上建立天堂的人,都把地球弄成地狱。”
 
《人面桃花》从某个角度再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革命实践的真实图景。通过这部小说,格非试图清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一代中国人内心里的乌托邦情结——尽管革命的乌托邦最终都走向了失败,但格非并没有简单地否定乌托邦对于人类自身的意义。
 
当历史正在进入一个实利时代,怀想和追问一个远逝的梦想(梦想正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这对于重新思索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出路,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和启示。“要成为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没有乌托邦的人总是沉沦于现在之中;没有乌托邦的文化总是被束缚在现在之中,并且会迅速地倒退到过去之中,因为现在只有处于过去和未来的张力之中才会充满活力。”——神学家蒂利希的话,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格非所关注的问题的重要性。
 
或许,正因为格非对乌托邦冲动进入现代生活之后的状况有着精微的解剖,《人面桃花》才可以被视为是作家重新面对整体性的历史和现实发言的一次有益探索。
 
按照哲学家布洛赫的解释,乌托邦冲动来源于“对一种缺乏的感受”,因为缺乏,就会产生“试图结束缺乏的状态”,此状态会转化成一种愿望,从愿望再发展成为一种“乌托邦期盼”。
格非分析了这一愿望和期盼里的各种成分,但他并没有在小说中沉湎于乌托邦的玄想之中,而是处处表露出渴望回到个人生活的真实图景中的冲动。无论是陆侃、张季元、陆秀米,他们都不是革命或乌托邦的符号代码,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生活边界和个人经验——而“个体经验作为私人生活中一个小小的传统”,正是一部小说不可或缺的血肉构成。
 
就像秀米最后所发觉的,“原来,这些最最平常的琐事在记忆中竟然那样的亲切可感,不容辩驳。一件事会牵出另一件事,无穷无尽,深不可测。而且,她并不知道,哪一个细小的片刻会触动她的柔软的心房,让她脸红气喘,泪水涟涟。”梦想的旅行终止之时,生活本身那细碎的真实就显得越发的弥足珍贵。从这个角度说,《人面桃花》描述了中国人在那一历史时期的整体性失败,但它却为个人如何获得幸福和慰藉敞开了一条细小的抵达路径。
 
格非从一个广大的世界图景出发所建立起来的个人性,比当下写作界盛行的那种仅仅从个人出发建立起来的个人性,要坚实、准确、有力得多。因此,阅读《人面桃花》,堪称是2004年度最为美好的文学记忆。
 
来源:《收获》
作者:谢有顺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1104/c404032-303803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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