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困惑:八十年代作为一种诗歌精神

2018/10/25 11:21:00

启蒙与困惑:八十年代作为一种诗歌精神
 
  我们如何认识八十年代诗歌,这个主题看起来异常宏大。在很多人的文学记忆中,八十年代就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这早已成为共识,批评与研究好像都不可绕过。新世纪之后一度兴起八十年代热,诗歌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也只是亲历过八十年代的归来诗人们带有怀旧色彩的回忆或口述文章居多,诗歌理论界在这方面有缺席之嫌。我本来以为,在前几年的“重返八十年代”学术热潮中,诗歌应是重头戏,可除了有关于民刊《今天》和朦胧诗论争的再解读之外,对这一时期诗歌进行重新挖掘的论文并不多;相反,对九十年代诗歌的学术研究,则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何以“辉煌的八十年代”没有获得研究的彻底性,而沉寂且边缘化的九十年代诗歌却得到了更深入的关注?八十年代诗歌到底有没有重返的价值?作为后来者,从代际角度考量我们又如何重返?重返的目的何在,重返的意义又何在?带着这样一些问题出发,或许我们的重返之旅会更理性,探索之路也将更清晰一些。
 
  一、代际的进入与理解差异
 
  以“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成果来看,参与这场学术讨论的多为70后和80后的青年学者,他们将八十年代的作家作品从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作重新解读,渗透着浓郁的方法论色彩。因此,我们看那些“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文章,某种程度上像在读社会学分析论文。当然,对一个时代文学之理解,端赖于我们站在什么角度、以何种立场来对其作深入探讨。尤其是随着时代转型,我们的接受尺度和审美观念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各种西方观念和现代美学,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
 
  在不少人看来,对八十年代的“重返”首先就是去政治意识形态化,这是否就要将八十年代文学解构掉,让体系成为碎片,让文本成为某种社会学观念的载体?九十年代时,就有人对八十年代文学予以否定,认为后面的必然比前面的好,这种线性超越论其实对于文学的认知是一个误区。现在越过九十年代再回到八十年代,时间让观察拉开了距离,相反,有些诗人的认同感越来越强烈,“可以说,没有80年代那些招人诟病的流派‘宣言’和诗歌‘群体’,便没有轰轰烈烈的80年代诗歌运动;没有80年代诗歌运动,便不会有我们今天所说的‘80年代诗歌精神’!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学创作的相对自由及思想艺术的多元化,实在受益于伟大的80年代。”[1]作为参与者和亲历者,周伦佑的言说可能代表了一部分人对八十年代诗歌氛围的定位。因为他们从回忆中找到了美学共鸣,那种“触及”和“感动”源于深切的集体记忆。见证者的价值判断,对于八十年代诗歌来说是一种参照,而他们当时的感受与后来沉淀下来的反思,又会形成反差,这种同一代人不同阶段的思考呈现,才让八十年代诗歌变得丰富、立体和全面。
 
  新世纪以来,八十年代像民国一样被神化,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当下糟糕的人文环境和社会风气,并非完全因为八十年代有着无与伦比的灿烂。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现场的人看待那时的文学,大多都是从间接资料获得的认知,甚至从前辈的回忆中看到了八十年代的美好,进而在想象中夸大了这种美好。然而,当年轻的读者们以同时代人的审美去理解八十年代文学时,要比亲历者对那一阶段文学的认识要更肤浅还是更深刻呢?亲历者可能纯粹出于怀旧的目的进入八十年代,而后来者除了好奇之外,更可能是站在当下立场上来对过去时代的文学作更客观和理性的分析,由此得出不同的结论。审美差异所引起的理解角度之别,或许会带来完全不同面貌的八十年代文学景观,就像我们对民国的认识也会因代际不同而相异一样。不同年龄所带来的审美反差,并不是因为作品本身,而是在于各自所确立的美学标准和拥有的代际观念,如果二者无交集,也就很难站在同一层面上进行对话。
 
  这种因代际审美差异所造成的对八十年代诗歌认识的不同,不仅是一种观念上的错位,也是认识论上不同的思想环境所致。比如八十年代初的朦胧诗,它在当时属于异端,相对于六七十年代颂歌体诗来说,甚至是离经叛道的;因其有着让人看不懂的“朦胧”,曾引起很多老诗人的不满。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关于“新的美学原则”的理论共识相继出现,朦胧诗从异端到主流,凭借的是时间的淘洗和读者美学接受的变化;当朦胧诗被更多人所认同时,一种不同于其宏大抒情的生活流之诗横空出世,它更符合当时部分年轻人对宏大抒情的排斥心理,生活流之诗又完全不同于朦胧诗的正统,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个时代的先锋和异类。短短近十年时间,八十年代诗歌经历了美学上的翻转变化,一种诗歌美学取代另一种美学,一种声音颠覆另一种声音,似都变得顺理成章。从遭人非议,到被大部分人所接受,朦胧诗与“第三代”诗虽然最后都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但不同代际的人对它们的理解,至今仍是有差异的。尤其是在网络时代的多元化文学场域里,对八十年代诗歌的理解就更是无法达至同一层次和境界了。
 
  对八十年代诗歌的认识,我们可能认为越是趋同就越是利于总结、概括和归纳,但这恰恰忽略了个体诗人之间的差异性。所以,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来重返八十年代的诗歌,打破单一化或模式化的经验认同,对个体诗人的阶段性分析会更重要。有些学者也意识到了八十年代文学的丰富性,而我们的文学史认知依循的仍然是一种单向度视角,要么重形式,要么重内容,这都会造成对复杂性的遮蔽,“所以,重新突出现实、思想之于文学的意义是对80年代文学历史复杂性的还原,但这种还原不能转变为对形式探索的否定,对人的丰富性复杂性的否定。”[2]不同代际和不同领域的人,对八十年代所形成的认识会有差别:大众看到的可能是外部抒情,而专业批评家看到的可能是内在精神,尤其年轻学者们大都是带着“问题意识”重返八十年代诗歌的。有些诗人在经历过八十年代之后,于九十年代又有了不同的变化,到新世纪还进行了写作转型,对于诗人们创造的复杂性和延续性的探索,才是真正重返八十年代诗歌的价值所在。而70后和80后研究者对八十年代诗歌的解读,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价值判断和美学思考,从共同性里去寻找差异性,从普遍中来解析个体,从断裂中建立起超越感,让八十年代诗歌呈现出更丰富的面貌。除了从现象、流派与群体、圈子的关注中走出来,回到具体的诗人和切实的文本,将八十年代诗歌的经典化从观念性理解中释放出来,还原它们的艺术价值和蕴藏其中的诗意,从而破除覆盖在诗作上的标签化与符号性,这可能要比那些纯粹的怀旧式重返更理性和智慧。
 
  二、自由的限度:个体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相比于小说和文学理论界的“重返八十年代”,对于诗歌的重返则带着浓郁的怀旧色彩。在此,我们也不排除一些年轻学者出于学术研究的考虑,打破既定文学史范畴,重新解读曾被意识形态化的作品;他们的分析具有学理性,这又是对当年“重写文学史”的更深层面挖掘,同样带有很强的质疑性。在这样一种语境下,对八十年代文学的重返,事实上是有着多重性质的理解。对于八十年代诗歌,它令一代人更为刻骨铭心,这也是很多人至今还对那个时代有着无限向往的原因。整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意识形态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这给文化及其他人文科学都带来了不错的氛围,诗歌的兴盛,正是文学活力的体现。因此,对八十年代的重返,也可以说是对一种精神活力与个性气质的渴望。很多人认为那是个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时代,尤其是诗歌作为语言的精华,皆因它的无用性,对一代人的精神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到底是什么吸引了如此多的人对其念念不忘,认为重返那个时代就是对当时理想主义精神的一种重新体验。后来那份精神在九十年代的失落,则转化成了新世纪功利主义的变本加厉。这种强烈对比所呈现出来的差异,也可能是很多人重返八十年代诗歌的理由。
 
  八十年代的诗歌场域,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年是朦胧诗集体主义审美,后五年是“第三代”诗人的个人主义发现,这中间的过渡,有人认为很突然:一批年轻人叫嚣着闯进来,以日常的诗意冲撞了富有神秘感的精神启蒙。这样,八十年代诗歌的脉络貌似非常清晰,而相对沉寂的九十年代则是模糊的,不仅大众有此认识,很多诗人也这样认为。这清晰与模糊的界限,倒并不是因为时代和政治的变化,它其实是一个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无论我们怎样理解八十年代,尽量还原现场是基础,那些二元对立或一味肯定与否定的做法,皆有失公允,毕竟,诗歌之事会涉及更多复杂的心理,它并非简单的好坏高低划分所能解决的。

  对于八十年代诗歌现场到底怎样,我们并不能随意地去想象,认为那是一个异常开放的时代。有些人拿今天和过去对比,觉得八十年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什么都可以写,但现在看来,那又何尝不是一种错觉和误读。八十年代在“重返”中有被符号化和政治化之嫌,于是另一种声音出现:在文学和政治的选择中,八十年代氛围并无想象中的轻松,而九十年代的诗人们也未“噤若寒蝉”。十年前,诗人于坚曾在重返八十年代热潮时总结说,八十年代是中国各方面解放与自由的“黄金时代”。他这样描述:八十年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坚冰在被打破,思想启蒙气氛活跃,敢为天下先,使命感,对自由和真理的追求是时代的潮流。大学生是那时代的青年精英,并非今日的枯燥试卷培养出来的豆芽,大学集中了这个国家最有思想和创造力的青年。当时中国最有创造力的一群人在大学里,但不是什么学院派,他们是中国最早的嬉皮士,最先穿牛仔裤、留长发、跳迪斯科、听摇滚音乐、热爱崔健、谈论性解放和黑色幽默等。[3]从于坚的回忆来看,八十年代似乎有着产生诗歌的自由土壤,这也是很多人对八十年代的共识。此言论是否有着美好的想象成分?也有诗人并不认同那是诗歌的好时代,“80年代现在被有些人误传为‘现代诗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当时现代诗的环境很差,诗歌本身又面临一场美学革命,诗人要做的是拓荒和从一片诗歌废墟里清理出属于‘我们的’诗歌家园。”[4]同样经历过八十年代的诗人陈东东如是说。亲历者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说法,但谁都不会否认自己的客观。学者张旭东的认识又是另一个印证,“如果按照绝对标准,以及社会意义上的自由和思想文化意义上的自由来看,实际上80年代恰恰还是比较禁锢的,并不是一个自由的时代;但是今天在回忆中,80年代被重构为一个自由的时代、解放的时代。”[5]我们到底应该信任谁?于坚的回忆里是否有美化八十年代之嫌?当然,从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角度来看,那种压抑已久的氛围一旦放开,确实会给年轻人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但由于对当下的“警惕”,诗人们在回忆八十年代时也不免带有个人色彩。于坚从那个时代的大学里看到了文化的整体变革,而陈东东则是从个人遭遇的小环境来检讨写作,两人所站的角度不一样。诗人们这种对八十年代的“重构”,也让人对那时的诗歌有了更多元的期待,特别是对并不怎么熟悉八十年代文学现场的后来者来说,更是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相对于新世纪乃至九十年代来说,八十年代并不足以构成诗歌的神话,它只是拥有了在一个封闭时代突然开放的契机,诗歌几乎是猛然给青年们带来了精神共鸣的力量,尤其是在一个十分匮乏而又渴望敞开的时代。当绝大多数年轻人和文化人都成为了诗歌的信徒,这种状况正常吗?至今反思,我们会发现许多人只是占有了一个姿态,却并不是从内心彻底认同诗歌的“无用”。那个时代的激情、狂热、冲动,如同经历一场盛大的精神洗礼仪式,这可能来自于被长期压抑的隐秘,以及年轻人某个时期反叛的天性。诗歌此时构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如同我们的童年记忆一样,它是公共体验的精神延伸,即便不参与其中,那种氛围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气质与思想立场。虽然八十年代各种文化热潮不断袭来——人道主义、美学热、哲学热,这对于文学的影响是难免的,但一切物质匮乏和思想压抑之后的突围,都可能会显得简单粗暴,缺少一种内在的复杂性。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于外在表现上是丰富的,张扬的,它有意在打破某种既定规则,这种解构可能是出于一种推翻、颠覆的意气用事,其探索性多集中在如何解构,而对于技艺和思想的建构,或许并未引起年轻诗人们足够的重视。因此,八十年代诗歌更多是一种体验性写作,从文学本体上来说其实是缺少难度的。“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背后是实际创造力的匮乏和精神储备的贫瘠”,[6]此论断虽不乏绝对,但也的确道出了八十年代中后期诗歌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皆因那个时代的诗歌受众庞大,具有大众化和流行性特点,这对于诗歌的接受来说可能是好事,但是对于诗歌的深度创造来说,其实是一个矛盾。正有可能是这种大众化消解了专业性和深度,那个时代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经典的文本。
 
  在不断的对比和辨析中,我们原来印象中清晰的八十年代诗歌脉络,也可能变得模糊了,不再那么界限分明,这也引起了一些人重新审视八十年代的诗歌:它到底是伦理问题,政治问题,还是美学问题?它们之间可有一条相互转换的内在线索?尤其是在“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背景下,对八十年代诗歌的解读,我们从怀旧的立场中走出来,进入到更为纯粹和理性的学术视野中,当不失为一个更具力度的方式。
 
  三、启蒙之责与困惑中的诗歌精神
 
  由于诗人们的出场方式与“拉帮结派”这种集体行为相关,因此,诗人群体和诗歌流派更是成为了八十年代的一道人文景观。诗歌的运动性,一方面在于诗人本身所具有的圈子化色彩,另一方面,就在于当时的社会气候。那个时代的自由,首先体现在社会氛围上的开放,但诗人内心的开放,却又未必是理性的。1989年,李泽厚在评价“五四”的启蒙之责时,给了它一个定位:“启蒙本身是理性的。但它作为一场运动,当然会有情绪性的成分。”[7]不管他说的是否有理,这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八十年代诗歌,是一个可借鉴的角度。我们听到那代诗人发出的声音,可能是呐喊的,控诉的,抑或是撒娇的,不屑的,诗歌被某种狂热的激情所裹挟,稍有了解和兴趣者,皆想参与其中。在年轻诗人的四处游走与流浪中,诗歌充当了一个工具,那我们如何评价八十年代诗歌?它是否承担了人文精神上的启蒙之责?
 
  我们对八十年代诗歌的想象,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文学史和公共性的评价,那些归纳为了叙述的方便,总是有些失之简单。很多学者热衷于从群体性和流派性角度对诗人作划分,强调群体性和相似性,这种划分从统计学角度来看有其合理性,然而,文学的个体性与差异性,却在如此归类与划分中丧失了。这也是我在前面提到的,对八十年代诗歌的关注,归纳与整合各诗歌群落写作状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需更加重视个体的力量,个人所承担的文学启蒙责任,可能在那个时代显得更有活力和价值。真正的启蒙,还是源于诗人们的独特创造,源于其写作所呈现出来的思想性和力量感,这一点在北岛、江河、杨炼、欧阳江河、王家新、廖亦武等带有“史诗”气质的诗人作品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他们的写作虽然后来也陆续有所变化与转型,但在八十年代所建构的经典性是毋庸质疑的。只是他们诗歌中所拥有的启蒙重任,也更多地体现为个人语言创造基础上的精神探索,此外,历史意识的觉醒也让部分诗人从现实中获取了一条通往更高远诗意的大道。
 
  因为忽视每个具体诗人的差异性和其诗歌文本的丰富性,那么,对八十年代诗歌的符号化、标识化与神秘化,已成为我们“重返”的主要障碍。因先入为主的解读在诗歌经典化的过程中已深入人心,惯常的理解都可能趋于板结和僵化,我们的再解读也会在无形中受到影响。例如对韩东的认识,很多人记住的就是其在八十年代写的《你见过大海》和《有关大雁塔》,这两首反叛性的解构之作,能真正代表韩东的诗歌成就吗?这样的诗作目前只有符号意义和文学史价值,皆因其中对八十年代某种宏大叙事和英雄抒情的反叛,应和了八十年代整体上对自由精神的向往和对传统束缚的打破,这样的诗随之获得了足够阐释的空间。也即韩东的解构之诗让人有话可说,而非读后不知所措。与韩东有着相似命运的是,于坚的《尚义街六号》、李亚伟的《中文系》都得到了同样的对待:因其共同的解构性与反讽性,都进入了文学史。很多人现在对韩东、于坚和李亚伟的认识,也都是停留在八十年代那几首被符号化的“代表作”上,诗人的其他诗作和后来更优秀的作品,都难以获得更清醒客观的认知。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八十年代诗歌就是这样被划分的两极:一极是朦胧诗强大的政治性与批判意识,一极是“第三代”诗歌无限向下的日常性叙事。它们均引发争议,朦胧诗的宏大和空洞,“第三代”诗的格局狭窄和无诗意,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它们之间的有效融合。不可否认的是,参与这两极的诗人都背负了诗歌的现代性启蒙之责,但一极是竭力向外延伸,另一极是尽量向内收缩,当二者越离越远,文学的现代性又何以能在中间重塑新的创造的可能性?当然,这里会涉及到诗歌的功能。抒发情感和语言创造是诗人写作的首要目的,而它的延伸功能,就是审美的享受和对社会与时代的“介入”。八十年代诗歌之所以在当时产生影响,很大程度上是放大了诗歌的社会功能,读者与诗人、诗歌的对话,文本接受是第一位的,更重要的是诗歌文体的煽动性,更能让人产生激情。可是,于坚、韩东、李亚伟等“第三代”诗人虽然进入了生活流写作,但他们并不是引领八十年代诗歌潮流的主体,北岛、顾城、舒婷、梁小斌等宏大抒情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九十年代。所谓八十年代诗歌所承担的启蒙,也可能是后来者为其赋予的一种额外责任,或者说一种策略性想象。
 
  八十年代诗歌理想主义精神里,可能暗含了启蒙的意思,但受时代条件和诗人思维方式的限制,也存在诸多问题。“诗歌中的理想主义其实又掺杂了意识形态中固有的二元判断思维方式。褊狭的意识形态思维范式加上血性的青春冲动成就了第三代诗人。这种反抗,当然也是启蒙意义上的觉醒,其中又掺杂着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的冲撞和整合。”[8]当然,去意识形态化也并非是绝对的,因为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和意识形态的某种对抗,它可能是文学与诗歌创作的无形障碍;但在实际创作中,诗歌与制度的关系,诗歌与环境的关系,诗歌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都是无法规避的。尤其是在诗歌多元性和复杂性上的消解,不仅是对八十年代诗歌本身的误读,同时也是对其所承担的启蒙之责的简化。这一时段诗歌的启蒙,对于具体的诗人来说,皆是外部启蒙与自我启蒙的结合,然而,这一启蒙任务并没有在八十年代完成,要等到九十年代后期才以一场诗歌论争又重新接续上。
 
  八十年代诗歌精神的彰显,还是体现在中后期写作的反叛性和青春性特征上,这更多源于校园诗的兴盛。大学生作为诗歌的主要阅读者,他们中的一部人同样开始了写诗的历程,这种写作摆脱不了青春幼稚之气,而真正现代性的接续,则是后来才成为一种自觉。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是八十年代校园诗歌的转折点,他们将青春主题置于一个特殊的时代环境下,让其获得了自由的人文氛围,那种狂热的理想主义才成为一种精神回归的标志。诗人们不仅获得了宽松的氛围,而且还找到了“思维的乐趣”,这一点此前未有。大胆、解构、冒进,都可以在那一代诗人身上体现出来。所以,他们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一种诗歌精神和写作姿态,要真正理解先锋诗歌的文本内涵,其实要到九十年代,诗歌回到了它的边缘位置,诗人开始沉寂下来,找到了独立写作的方向和命运感的维度,这才是诗歌的真实处境。
 
  当然,完全还原八十年代的诗歌现场是不可能的,有些历史的瞬间一闪而过,到头来,却连影子也留不下。我当年写博士论文《“第三代”诗歌研究》,就曾经想着能在自己的文字里与那个精彩的时代相遇,并通过想象寻找到一点生命的交集。目的固然美好,结果却很遗憾,我未能如愿以自己的打捞接续上那个时代的“灿烂”。之所以义无反顾地选择八十年代诗歌作为研究对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向往那样一个自由的时代。现在想来,其实不然,那代诗人也有特殊时代所造成的命运与写作困惑;而作为研究者,我们可能面临着更大的困惑,但从进入的起点上看,困惑也就是潜在的动力。八十年代诗歌所蕴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或许远未能对其作充分挖掘。我之前的研究策略,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念,而不是问题,值得反思的是,要从文学史的简化和方法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到对八十年代诗人个体写作的探索中,回到对八十年代诗歌精神的全面考察中,这或许才是当下“重返八十年代”诗歌研究之旅的通途。

 


  作者简介:
 
  刘波,男,1978年生,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名古屋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湖北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现任教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报刊发表评论文章多篇。出版有《“第三代”诗歌研究》《当代诗坛“刀锋”透视》《诗人在他自己的时代》《重绘诗歌的精神光谱》等专著和文集7部。曾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文艺评论奖、《红岩》文学批评奖、扬子江诗学奖•评论奖等。
 
  注释:
 
  [1] 周伦佑:《诗歌流派与80年代诗歌运动——兼论80年代诗歌精神的“流派学”特征》,《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1期。
 
  [2] 王尧:《如何现实,怎样思想——关于当代文学“思想状况”的一种认识》,《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7页。
 
  [3] 张映光:《于坚: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新京报编《追寻80年代》,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4] 张学昕、李笠、陈东东:《关于80年代诗歌及其写作的一些记忆》,《辽宁日报》2007年7月13日第12版。
 
  [5] 张旭东、徐勇:《“重返八十年代”的限度及其可能——张旭东教授访谈录》,《文艺争鸣》2012年第1期。
 
  [6] 姜涛:《偏执时代的十字军行动——关于八十年代青年诗歌》,《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4期。
 
  [7] 李泽厚:《“五四”的是是非非——答孙尚扬问》,《李泽厚对话集•八十年代》,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70页。
 
  [8] 小海:《谈80年代诗歌精神》,《名作欣赏(上旬刊)》2012年第2期。
 
来源:《扬子江评论》
作者:刘波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1023/c404033-303565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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