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骁:张执浩的“往事诗学”

2018/9/26 13:34:00

谈骁:张执浩的“往事诗学”
 

张执浩(资料图)


  一
 
  张执浩在客厅靠窗的地方,摆了几个花盆,宣称这是他在人世间“仅有的一点土地”。住在钢筋水泥中的人,只要看看自己的露台或楼顶,看看那些由绿萝、发财树、芦荟、月季组成的室内花园,就不会觉得“仅有的一点土地”言过其实。张执浩家,较大的花盆里种着兰草,他养了许多年;较小的盆里,是春天刚种的几株辣椒。茎干上冒出的一叶新芽,辣椒花飘出的微弱香气,都让辣椒有现身的可能。这足以让栽他的人怀着一个小地主的欣喜。
 
  辣椒苗发了芽,开了花,期待中的辣椒却没有长出。张执浩写过一首《同类的悲伤》,描述几个男人拿着铲子,在树篱下挖土,挖出的却只是混凝土和碎石。种辣椒的土,也许就来自于此。工业的废料,如何长得出农业文明的辣椒?真正的泥土在自然之中,是“滴水的手指上沾着的春泥”。这“春泥”来自张执浩写于2017年的《左对齐》。2014年以来,张执浩写了大量具有“元诗”特征的诗。诗人反复在诗中探讨“诗是什么”“怎么写诗”。如果把这些题目展开成一篇论文,大概需要长篇大论旁征博引,但诗歌的优长在于,只需要提供几个饱满的细节,就可以完成基本的指认。
 
  《左对齐》完成的,是对诗人经验的源头指认。
 
  汉语新诗的书写,左边是开端,是白茫茫无所有中的第一缕光。当你写下第一个字,你就要对剩下的空白负责。在张执浩看来,写出第一个字的人,就像一个“栽秧的人”,一边后退,一边插下手中的秧苗;又或者是走在“弯曲的田埂”“参差不齐的小道”上的人,踩着父亲的脚印。“插秧”是无中生有,田埂上的脚印则是有迹可循,是对传统的遵守。无中生有和有迹可循,其中包含着诗歌的秘密。写诗的人自然要善于无中生有,但又不是建造无所凭借的空中楼阁,脚踏实地意味着,既要面对自我的经验脚印,又要对诗歌历史中的其他脚印有所了解。
 
  “栽秧”和“田埂”这两个细节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二者都是地道的乡村经验,张执浩以此作为一首“元诗”的细节,隐含着他对乡村经验的熟悉和倚仗。中国诗人对乡村经验的处理,不尽相同。情况之一是,热衷于廉价的乡村抒情,以桃花源般的田园牧歌,来表达对乡土的亲近:这是传统意义的乡土诗。乡土诗的抵制者,则以乡村的破败凋敝,来反思工业文明的侵蚀:这是现代性的焦虑之下的乡村挽歌。
 
  张执浩的乡村经验,既非牧歌,也不是挽歌。《左对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谈论乡村经验的方式。乡村经验是根,是标注于左边的起跑线,但并非归宿。乡村经验是起点,诗人不断离开,就像纸上从左至右的一行;但离开是为了再次回到左边,为了“另起一行”。这如同钟摆的两极。诗人就像“久未归家的人”,离得太远,心念的依然是他的出生地,是他“喑哑的过去”。《左对齐》中确认的乡村源头,是我们最熟悉因而最顺手的经验武器;右边的空白,才是我们要去经历的茫然的人生。
 
  对张执浩来说,乡村经验,其实等同于童年经验。他的涉及乡村的诗,倘若有“我”在此,“我”一定尚在童年,甚至在知觉刚刚形成的半明半昧中。张执浩的乡村史,就是一部童年史。这固然与他早早地离开了乡村有关,但也不可忽视这其中的美学选择。为了呈现童年,诗人不惮于做单纯的场景重现:捉蛇、掏鸟蛋、跟随父亲进城看他的养母、把乳牙扔上屋顶、追逐锦鸡和鹌鹑、踮着脚问母亲“中午吃什么”……“这真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了”,在《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中,诗人这样自嘲。他拥有的童年经验,并不拥有经验上的独特性。但老掉牙首先意味着,其中隐藏着人人都关心的问题。诗人的能力,正是化腐朽为神奇,赋予老掉牙的故事以新的光彩,以期建立充斥着鲜活的个人经验的“个人文明”。
 
  巴勒斯坦作家杰布拉曾在自传《第一口井》中描述他童年生活中的一口井,他视其为写作的源泉。每个写作者都有这样一口童年之井,如同诗神缪斯所在的赫利孔山的灵感之井一样,为写作者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这口井存在的依据在于,童年的经验,是人对世界的最初的经验,是教化之外的切身的理解。诗歌就是不断回到童年,回到我们的认识之初,将“小儿初见棺木”的惊讶,将“记忆里的尖叫和回忆时的心跳”传递下去。以后不断更新的经验,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雪球的中心,始终是最初握在手心的那一捧雪。这是诗学本身的要求,而对人生而言,返身童年,是确认“我何以是我”,是对来龙去脉的确证,借由这一系列丰富的童年细节,张执浩才得以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没有一个意义恒定的乡村,平原、山地和丘陵的乡村生活,一定是判然有别的。地貌的差异,是乡村经验的差异中最直观,也是最决定性的因素。一个来自平原的诗人,和一个来自丘陵、高原或者山岭的诗人,回望自己的乡村生活,显然有所差别。出生于平原的诗人沈浩波写过一首《我们聊起童年》,谈起他在平原上“眺望”的经验:
 
  你在大山里翻过几百个山坡走60里山路去上小学时
  我在平原上练习眺望
  你在漆黑的雨后泥泞的山路上踉跄着回家时
  我在平原上练习眺望
  很多年以后
  你在大城市里夜夜买欢希望从妓女身上找到爱情时
  我依然在内心的平原上练习眺望
  所以我从来没有你的空洞和迷茫
 
  在平原上练习眺望,并必然就会摆脱“空洞”和“迷茫”;在山路跋涉,在泥泞中踉跄,也不是在大城市“夜夜买欢”的原因。但这首诗展示的两种生活经验的差别是毋庸置疑的。“平原上眺望”的闲情逸致,和翻山越岭的跋涉、泥泞中的踉跄,确实是两个世界。
 
  一个从山中走出的诗人,即使能从具体的苦难中脱身,也难以在写作中故作轻松,这是我在《追土豆》中所说的“不费力气的生活没有,费尽力气的生活算什么”,也是剑男《不语》中的“时光借助大地上的事物替我们在痛苦地呻吟”。而从地貌上看,张执浩是“丘陵诗人”。《丘陵之爱》可以视作诗人的自述出身:
 
  我对所有的丘陵都怀有莫名的爱意
  田畴,山丘,松林和小河……
  尤其是到了冬天
  起伏的地貌仿佛一个个怀抱
  在暖阳里彼此敞开
  每一座房屋都被竹林树木环绕着
  它们坐北朝南的架势从来不曾改变
  青翠的是麦苗,枯黄的是稻茬
  乳白色的炊烟越过林梢之后
  并不急于飘走,这一点
  不同于平原、高原和山区
  我总能在丘陵中找到我要的各种生活
  尤其是在我步入中年之后
  我更亲近这些提腿就能翻过去的
  山丘,蹚过去的小河,这一个个
  能为我打开的怀抱
 
  丘陵所代表的起伏,既是张执浩生活上的偏爱,也是写作上的志趣。日常书写,是许多人对张执浩的印象。张执浩的诗,除了上文提到的童年史外,也是一部当下的日常生活史。“最好听的声音,大概是泡菜坛沿水的咕噜声。”就在张执浩等待辣椒长成的日子里,他又自制了一罐泡菜。如果说,种辣椒是一个小地主茫然的回望,制作泡菜,则是对日常生活的专心。一个以日常为写作对象的人,首先需要是一个热爱日常的人:热爱柴米油盐,把厨房锅碗瓢盆的声音,当做生活的真谛来聆听。
 
  张执浩没有写史诗的野心,也不念兹在兹于宏观和庞然大物,而是对一些“小东西”投入巨大的兴趣。以丘陵为原点,似乎可以理解张执浩偏爱日常的源头:“我总能在丘陵中找到我要的各种生活”,不是崎岖的山村,不是巍峨的高原,也不是无边的平原,诗人心仪的是那些温和的起伏。
 
  “这一个个能为我打开的怀抱”中的“能”字,代表一种真诚。诗人知道自己的调门,也知道自己的局限。有“能”的,自然也有“不能”的。张执浩在诗集《宽阔》中践行并长期为人所重视的“脱口而出”“目击成诗”,都建立在这个“能”字上。诗人并不真理在握,他只是凭借直觉,发现那些敞开的怀抱。而诗人发现并且写出来的,如《万分之一》里所说,不及“我活过的万分之一”。承认自我的局限,承认我是“被蒙在鼓里的人”,是最起码的真诚。

  丘陵的起伏,深植于张执浩的血脉。从时间上来说,张执浩的“丘陵生活”并不长,“斜长的山坡是为童年准备的/我有九年光阴在那里度过”,《斜长的山坡》里,张执浩对“九”的阐释也许带有想象和虚构,但张执浩早早地离开了仙女山和岩子河却是事实。他读中学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城市荆门度过的。2017年春天的一个深夜,张执浩带着一群朋友在荆门的街头游荡,昏暗的街灯下,他一一指点路边的街巷,哪里是荆门的古城墙,哪里是粮管所,哪里是学校的旧址,他都了然于心。但荆门城的“旧址”,没有在诗人的笔下出现过。这一段小城生活的经历,没有转化为写作的资源。他的目光,一直在那“斜长的山坡”上。
 
  丘陵决定了张执浩的诗学气质,而往昔的岁月,则具体地参与了张执浩对日常的言说。很多时候,往事是一把尺子,诗人以其来丈量现时的生活。
 
  《给你看样东西》的诗中,诗人借助于一个儿童之手,指出了天上若有若无的星星。这个看到了星星的小男孩,努力地让“在”变成“是”,让无名接近有名。“命名”这样一个严峻的、牵涉一首诗是否成立的问题,诗人在言说时,仍然选择返身童年,让一个小男孩和天上的星星作为世间一切事物的代言。
 
  一首言说当下的诗,往事的参与,在诗中几乎是另造了时间和空间。这是诗人别开生面的能力。但别开生面之所以可能,在于此刻确实与往事相关,二者的联系,不是诗人强行赋予的。《我陪江水走过一程》里,江水是诗人身边的长江水,但长江边的经验,让诗人想到的是童年时陪父亲进城,看望父亲的养母的“一程”。今我故我,都是一人;身边的江水,是一言不发的父亲——这种联系,需要更深层次的细节来确认。张执浩提供的细节是江水的“浑浊”和“清澈”,对应着父亲的“浑浊”和“清晰”。这首诗里,诗人只是一个陪同和观察者,只是一个“认出了风暴”的人。但有时候,诗人发现自己就置身于风暴之中,往事中的父亲的命运,将由自己来承担和延续——这是《自画像》里的无奈:“他从父亲脸上看见过的/现在已经被你全盘接受”。“他”是童年的“你”,“你”则是成长后的“他”。
 
  我们的往事里,包含着我们的此刻。这就是张执浩所说的“我靠回忆活在这里”。回忆既是纯粹的场景重现,又参与了“这里”的建设。正是有了回忆的砖瓦,我们才能在“这里”重建生活的栖息地。
 
  
 
  诗人是被神选中的人,替那些沉默的人开口说话:“只有依靠语言,人的身份和历史地位才尤其显明。正是语言,将人从决定性的符号、从不可言说之物、从主宰大部分生命的沉默中解救出来。”斯坦纳这话早已不是秘密。张执浩也看到了往事的“喑哑”,当此之时,是一种迫切感让诗人开口,而非“羞于说话”或“苦于赞美”。不妨将《召唤》一诗视做理解张执浩的一把钥匙:“我有义务为未亡人寻找/声音的旧址或遗骸”,一方面,诗人清楚地意识到言说的是一种无法推卸的“义务”,如同悉尼所说的“所以我写诗/为了凝视自己,为了让黑暗发出回声”;与此同时,诗人也看到了对这种召唤的响应,乃是一种反哺:诗人的歌声,是要还给教他歌唱的人。
 
  张执浩对童年经验的呈现,是有选择性的。出现在诗中的人物,主要是他的父母、兄长与两个姐姐——都是“教他歌唱的人”。诗人是家庭里最小的孩子,在诗中,我们也能看到那种无所不在的呵护:《写诗是……》里的“我随哥哥去抓乌龟”,是“跟随”,而非“伙同”。《开花》中两个姐姐轮流推动诗人的摇窝,只为让他“咯咯笑”。《姐姐》中二姐在给诗人做的鞋垫上绣着“一路平安”。在诗人独自出现的场景里,偶有孤独之感,但家人参与到往事中时,无一例外的,是一种被呵护的甜蜜。
 
  从这个意义上,替沉默的事物说话,是一种爱。诗人一次次地回到童年,就是一次次地把爱说出来。往事在这里,是一种弥补和反哺。
 
  往事也是一种疗救。因为呵护自己的亲人,总有一天要离我而去。一个偏爱“小东西”的诗人,终有无法回避的“大家伙”。张执浩的诗歌生涯,有几次不得不面对的变故,首先是2001年诗人母亲的早逝。
 
  写于2003年的《与父亲同眠》,是直面死亡的开始。这首诗写的是母亲过世后,诗人与父亲守夜后同床的经历。母亲,是诗人和父亲的枢纽。三个人的生活,有一人突然抽身离去,留下的空白已无法填补。诗人几乎是本能地回忆起母亲在世的细节:
 
  她说过的话已经变成了叶芽,她用过的锄头
  已经生锈。还有她生过的火
  灭了,当我哆嗦着在此点燃,火
  已经从灶膛里转移到了香案上
 
  这些并不足以纾解痛苦,“再也没有你熟悉的,再也没有我陌生的/刮锅底的声音”,痛苦于此有了形状和声音。在以后写的所有怀念母亲的诗,如《身边的丘陵》里蹲在菜园打理红薯藤、豆角架的母亲,《神马》里烧鱼的母亲,《砧板》里送我砧板的母亲,《中午吃什么》和《一点生活》里在烟雾中挥舞锅铲的母亲,都是对这“刮锅底的声音”的延续和扩展。

  死亡的大恸就是借由这一次次的怀念得到纾解,诗人通过无数的细节为母亲重塑肉身,让她在诗中复活。有此细节,诗人才不至于孤零零地活在人间。《一点生活》里,张执浩终于有了片刻的释然,在回忆了母亲在厨房中“翻炒着寡淡的锅底”后,诗人写道:“津津有味的生活源于这/一丝丝清晰的记忆”。
 
  2018年初,诗人的父亲离世。在此之前,诗人已经写了为数众多的写父亲的诗。写母亲的诗,总是回响着“刮锅底的声音”,写父亲的诗,则不时被“落日”这个意象统摄着。这是《祭父诗》里的“落日在离开你之后变成了谁脸上的朝阳”,是《树兜》里诗人和父亲一起坐在树兜上看落日的具体场景,也是《我陪江水走过一程》里诗人预言般地注意到落日“被晚风吹熄”。而《日落之后》更有代表性,引起诗人注意的,是日落之后父亲要独自经历的一段长路:“再也没有忍受不了的生活/如果我也能够像他这样/在黑暗中独自活到天亮”。

  如今,诗人真的要黑暗中独自活到天亮了。父亲离世,诗人成了“被斩断的根须”,这是《祭父诗》里诗人的抽搐和颤抖。《祭父诗》只有短短九行,诗人无意于在此集中展现父亲的一生,因为父亲的一生,早已化成了无数的细节,提前被诗人在诗中展示过了。那些提前的回忆和展示,似乎都是在为如今的分离做准备。
 
  
 
  2017年,张执浩写过一首被我视为《左对齐》的姊妹篇的诗:《被词语找到的人》。如果说《左对齐》是开端,是诗人对经验的源头的确认,而日常书写时行至中途,是路上的风景,是此刻,那么,那些找上门的词语,则是往事消逝、此刻呈现之后,一条通往将来的路。

  平静、慵懒、健忘、慈祥、悲伤……,这是诗人曾以为的“遥不可及”的词语。它们对应的场景,是“寂寥的旷野”,以及幸存者爬过的“弹坑、铁丝网和水潭”。“寂寥的旷野”和《左对齐》中等待被秧苗覆盖的田野不同,“弹坑”也不是《左对齐》中父亲留下的脚印。面向过去,一切都是熟悉的词根;面向未来,诗人要耗尽半生,才得以勉强理解这几个词语。

  没有绝对的此刻。诗人开口之时,言说的对象已成为过往,因此,一切言说,都是对过往的言说,都是挽留消逝之物。没有出乎意料的未来,我们选择的路,也是我们早就选好的路。找上门来的词语,虽然有“遥不可及”的疑惑,但诗人也深知这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被词语填满、替代的诗人,并不是就此踏上陌路。始终有一根来自过往的绳索,等诗人走得足够远之后,为他指出一条归家的路。
 
来源:撞身取暖(微信公众号)
作者:谈骁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926/c404030-303136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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