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贵州诗歌节“百年新诗再出发”高峰论坛发言整理(部分)

2018/7/10 12:35:00

第三届贵州诗歌节“百年新诗再出发”高峰论坛发言整理(部分)

 

 

全体参会人员合影

 

地点: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

时间:2018617

 

高兴:对横向移植的思考

 

时光流逝,越来越容易怀旧。思绪常常转向上世纪八十年代。回头想想,那真是金子般的年代:单纯,开放,真实,自由,充满激情和希冀,就连空气中都能感觉到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闪烁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芒。在长期极端的集体主义后,人们的个体意识渐渐被唤醒,正如布罗茨基在《悲伤与理智》中所说的那样。而诗歌,主要是朦胧诗和外国诗,恰恰扮演了唤醒个体意识的角色。

 

那也是一个疯狂吸收、拼命汲取的年代。我们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主要是外国文学作品,包括外国诗歌。横向移植又一次喷发,直接影响了几代人的阅读和写作。若没有及时地读到卡夫卡、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等外国作家,莫言、陈忠实、余华、阎连科、宁肯等小说家的写作肯定会是另一种样子。同样,若没有及时地读到布莱克、波德莱尔、里尔克、帕斯等外国诗人,北岛、多多、芒克、欧阳江河、西川等等诗人也一定会走上不同的诗歌之路。可以说,正是吸收、影响和交融,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诗人。因此,中国诗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读外国诗歌的中国诗人;另一类是不读外国诗歌的中国诗人。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乎将世界上所有优秀作家和作家全都译介过来的国家,绝对是外国文学译介方面的超级大国。而国外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却依然十分有限。我将之称为文学翻译上的严重逆差。

 

回望一下,不可否认,在百年新诗中,横向移植影响极大,效果也极明显。我甚至觉得影响有点过大了,以至于不少诗人忽略了本土文化的滋润,因而也就出现了文学营养的失衡。现在恰恰到了这样的时刻,需要适当的清理,适当的回归,适当的反思。横向移植中,哪些影响是真正有益的?哪些影响可能阻碍了我们自己的写作?横向移植中,是否存在着欧美中心主义倾向?在横向移植的巨大气场中,我们是否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都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吸收,影响,交融,发出自己的声音,然后就是交流和对话。走过了百年历程,中国诗歌显然已经具备了交流和对话的实力和可能。诗歌交流和对话的时代已经来临。这里,我所说的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交流和诗歌对话,而不是简单和庸俗的宣传和推广,而不是自恋式的自说自话。   

 

臧棣:

 

新诗的“再出发”,这个话题非常好。回顾新诗的百年历史,“再出发”作为新诗的一个特有的文学风景,其实一直在不断重演。新月派的诗歌实践,是一次“再出发”;西南联大诗群的“新诗现代化”,是一次“再出发”;纪弦在五十年代倡导的“现代派”,是一次“再出发”;“朦胧诗”的“崛起”,是一次“再出发”;“第三代诗歌”,是一次再出发;新世纪以来依托互联网爆发的“诗歌复兴”,依然是一次“再出发”。但我们今天谈论的新诗的“再出发”,应该和新诗历史的这些“再出发”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历经百年的诗歌实践,新诗已积累了丰硕的成果,新诗的文学能力经受了各种历练,我们的文学位置已不再处于在黑暗的隧道中摸索的阶段,我们的寻求不再是焦急地渴望看到黑暗尽头的光亮,我们已来到了一个诗歌新大陆的高点上。想要总结百年新诗的历史,我们必须有这个自信,必须对中国新诗的诗歌能力有充分的同情和理解,也必须对中国新诗的历史成就有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