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东:诗歌活动有点太多、太密了

2018/1/7 11:19:00

陈东东:诗歌活动有点太多、太密了

 


  陈东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位代表性诗人。1980年代初在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开始写诗,他是当代诗歌生活的重要参与者。
 
  2015年,《收获》杂志开设专栏“明亮的星”,这个出自约翰·济慈诗句的栏目指向诗人——希望由诗人来讲述如明亮的星一般高悬于诗歌夜空的一些当代诗人。陈东东应约而写的第一位诗人就是病逝于2010年的张枣。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陈东东又写了昌耀、食指、骆一禾,并最终收录于《我们时代的诗人》一书。《我们时代的诗人》是陈东东为张枣、昌耀、食指、骆一禾四位诗人写下的评传,他希望,通过素描他眼界里的中国当代诗人,勾勒当代诗轮廓。
 
  过去的四十年里,陈东东的创作为我们确立了某种典范:他的文字不为时风所动,不趋同于当代写作,好像也不在我们的时代当中。但他却为自己的新书命名为《我们时代的诗人》。他认为,现代汉诗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种意识指向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归根复命———能够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跟历来的全部(无论古典和西方)文学构筑起共时并存的整体,他说,“这正是我愿意去讲述同时代一些中国当代诗人的衷心。”
 
  如同他那首广为流传的《点灯》———“当我用手去阻挡北风/当我站到了峡谷之间/我想他们会向我围拢/会来看我灯一样的语言”。一首好诗就像“把灯点到石头里去”,让光照亮了内里的幽暗。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东东的话匣子打开得比较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个“比较慢”的人,自嘲口才不好的他,在“做了两年教师后主动、坚决地离开了讲台。”似乎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某种安静、冥想的气息。在这本书里,陈东东并不以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身份出现,他所讲述的一些中国当代诗人的故事,是提供给对当代诗不甚了解的人们的一个入门指引,安静地描绘出当代诗歌夜空里,那些“明亮的星”。
 
  访谈
 
  南都:上世纪90年代是你比较高产的时期,也被评论为90年代诗学的创新者之一,你自己怎么回顾不同的写作阶段?
 
  陈东东:去年我编了一本选集,在跋里写到自己已写了三十五年了。照但丁《神曲》第一歌里的话法,三十五岁这才“走到了人生的中途”,我大概也可以说我的写作到了“中途”。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写三十五年……我之前三十五年的写作也经历了几个时期。早期比较有歌唱性,注重音乐性,90年代以后,歌唱性也许还在,对音乐性可能更注重了,但嗓音变了,调子、速度等等都不一样了,更多宣叙、述说、敷陈、寓言的成分和分析性、复杂性,同时更有一种难言。这跟时代生活的转变有很大关系,也关乎我对自己的写作、对当代诗的认知和期待。
 
  南都:读你早期诗作,感觉“我”的发声比较强烈,到后面声音逐渐降低了。
 
  陈东东:这也伴随着写作的变化。80年代,从“我”角度的发声比较多,因为刚开始写作,总有一个自我发声的必要性,有你想要倾吐的东西。可能十年是一个阶段吧,有些人会有比较大的转折或转身,而我慢一点,转得不是那么激烈,而是慢慢偏转。总的来看我是逐渐偏离了潮流的(被指为新潮的、先锋的)写作,也许用“声音逐渐降低”并不足以说出我的写作变化。不过我的诗的确越来越显现一种仅属于它的“声音”———是“它”的,而不仅仅是“我”的;“我”的发声当然包含在这个“声音”里,但还有更为丰富的非“我”的“声音”在交响和变奏。
 
  南都:80年代有一种“诗歌江湖”的氛围,你什么时候感觉自己加入了诗人群体?
 
  陈东东: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学校阅览室读到《世界文学》上李野光翻译的埃里蒂斯,对我冲击挺大的,我觉得我应该去成为一个诗人。那是1980年,我对当时中国的诗歌状况很失望,自己心目中有一个向往的诗歌形象,但我对诗歌的期待在阅读层面上却得不到满足。那么既然读不到我想要的诗,我就自己动手写吧。进入写作以后,我渐渐地,也可以说是很快地找到了自己的同道,我们几个同学油印了一种诗歌小杂志,刊登我们自己的诗,这个小杂志被传阅开来,全国各地的不少诗人都来跟我们联络,让你觉得你加入了诗人群体,成了当代诗的一部分。
 
  南都:作为学生诗人,那时有感觉到自己在参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吗?
 
  陈东东:你会发现自己和一些同年龄的诗人在写着跟主流诗歌很不一样的诗,和当时已比较流行的“朦胧诗”也很不一样的诗。而且我们非常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