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问答录

2017/12/13 9:03:00

于坚:写作是建造个人语言金字塔的终身劳动

 
  答题者:于坚
  提问者:刘雅麒
  时间:2017年12月7日
 
  受访者简历
 
  于坚,当代诗人、作家和摄影、纪录片作者。20岁时开始写作。1985年与韩东等创办民间刊物《他们》。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6年度杰出作家”奖。诗集《0档案》获德国第十一届“感受世界”“亚非拉文学评选”第一名。纪录片《碧色车站》入围2004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银狼奖”单元。主要作品有:诗集《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便条集》,文集《于坚集》5卷,散文集《印度记》《昆明记》《朝苏记》《挪动》,文论集《于坚思想随笔》《棕皮手记》,摄影集《大象岩石档案》等四十余种。现居昆明,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1 如果给你40多年的诗歌创作划分阶段,你会怎么划分?你会如何概括自己的创作风格?
 
  很难说。各种写法我会不断地反复、重复、深入。也许过了十几年,我又回到某种久已不写的方法上了。随物赋形吧。有很多写法,比如摇滚式的长句子,像《二十岁》;档案体《参观兵马俑》、《0档案》、《测量》;抒情的方式,比如《雪来了夜有一个白色的枕头》;便条的方式,比如1996年写到现在的《便条集》,已经写了800多首,还有没有标点符号的宋词式的长短句,以及作品某某号。但基本的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单向度到多向度。最近的写作越来越重视场的建构,一首诗、一篇文、一个电影……一幅字都是一个场,一个气象流转,意义彼此建构又彼此消解的巴赫金式的对话场。场比意义更重要。这是我最近所做的。对于我,写作是建造个人语言金字塔的终身劳动。
 
  2 最初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写作对于我这代人来说非常特殊。1966年我12岁,“文革”开始,焚书,昆明满街都在烧书。我亲眼看到图书馆在冒烟,昆明华山西路一个政府大院里的图书馆,烟从那里冒出来,一个小娃娃跑过来跟我讲那里在烧书了。烧书、烧信件、烧纸……那时候每个人家里都有个火盆,烧私信、各种证据,否则被红卫兵查到你就倒霉了。1966年9月左右,我父亲和我把窗帘拉起来,拿个脸盆,开始烧他的藏书。他算是他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订了一些杂志,《收获》、《新观察》……都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刊物,我从小就看这些东西。我跟着他烧了一下午,书架上的书几乎全部烧了。现在我回想起来我为什么会写作,其实是那个下午决定的,那是一种神谕,你看到那些书变成蝴蝶一样的东西在房间里面飞。为什么要把这些美好的东西烧掉?这个事件对我就是神启的时刻,在潜意识里使我对文字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
 
  3 你参加过国内和国际上很多诗歌节,根据你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各国的诗歌节各有什么特色?有哪些让你难忘的活动经历?
 
  法国和德国都曾经举办我个人的作品朗诵会。在法国是八场,在德国是五场。在中国,这样的个人朗诵专场我一次也没有过。法国的南特子夜诗歌节在世界上比较有影响。我第一次朗诵了《0档案》。另一场是在电影院里面,放映了我的纪录片《碧色车站》。组织诗歌节的是南特诗歌之家的布拉吉尔女士,她一个人负责全盘,工作人员都是招聘的,都是专业人士。为我朗诵法语的是曾经在监狱当档案管理员的让-达米安·谢内(这是布拉吉尔安排的,很有创意)。他喜欢我的诗,自己买了一本我刚刚在巴黎出版的《被暗示的玫瑰》。
 
  诗歌是古老的、神圣的,也是前卫的,西方的诗歌节安排活动都是这个理念,朗诵会总是安排在古迹、教堂或者废弃的工业基地、仓库、酒吧、咖啡馆之类的地方。南特诗歌节邀请的诗人很有特色,他们是诗人,但同时也是摄影家、导演、音乐家什么的。强调诗人的多重身份。
 
  西方的诗歌节已经有80年左右的历史。朗诵会在西方是有传统的,卡夫卡的小说没有发表前就经常在布拉格的沙龙里面朗诵,他自己念原作。然后才被读者知晓。中国古典诗歌本身就是可以传诵的,它不需要专门的朗诵会,但新诗不同,朗诵会是新诗的一种传播形式。但诗人们至今没有重视。
 
  各国的诗歌节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并不一样。欧美的诗歌节重视的是作品和听众。读者是来听那位诗人的作品,他的原声,它的含义。诗人集体朗诵的情况很少,大型的诗歌节会邀请许多诗人在开幕式时朗诵,但每个诗人都有独自的一场朗诵会。有些诗歌节重视的是气氛和象征性影响,比如哥伦比亚的麦德林诗歌节。开幕式有几万人,马拉松式的朗诵,持续三个多小时,诗人的水平参差不齐。
 
  我印象深刻的是十年前在纽约圣马丁教堂的朗诵,教堂很适合朗诵诗啊,这是招魂的坛嘛。金斯堡、阿什伯里等诗人都在这里朗诵过。那天晚上的诗人有我和美国的一位女诗人,每人朗诵40分钟,门票是6美元,坐满了。
 
  2011年我在德国各地朗诵过六场。朗诵会的广告半年前就发出。法兰克福的那场朗诵在一家旧工厂的车间改装的地下酒吧里,为我朗诵德语版的是德国电影和戏剧演员莫里茨·施特佩尔,为我配乐的是爵士钢琴演奏家马蒂亚斯·弗赖。他们为此准备了一个多月。莫里茨在我的德语版诗篇上画满了代表重音或者激越、低沉的符号,看起来就像乐谱。参加朗诵会的不只是诗人小圈子,不写诗的人更多,就像听歌剧,下面的听众都是歌剧演员就太奇怪了。在英国切尔滕纳姆的一场朗诵会结束后,我乘火车回伦敦,在黑夜里,另一节车厢走来一位太太感谢我。她是从伦敦专程赶来的,她不写诗,就是来欣赏。
 
  现在中国的诗歌活动,人们在乎的不是诗。朗诵会主要是交际,排场、座次甚至待遇,人们判断诗的好坏不再是蘅塘退士那样的依靠经验、素养和慧眼。人们根据获奖与否、媒体关注与否来判断诗好坏,基本上已经丧失了个人判断力,这是诗的末路。
 
  汉语本身就是写诗的语言,每个会汉语的人都天然在写着诗。每个人都能写一点,古代中国有文化的人都是起码的诗人。诗只有好坏的问题,没有写不写的问题。现代社会中,诗人越来越专业,也越来越圈子化。诗的好坏越来越次要,只要写,进入诗歌圈子,那就是诗人。金字塔日益降成了平台。如何建立现代社会中诗人和读者的联系,这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也是诗人们需要考虑的。诗人自己不考虑自己的作品如何有效地传播,没有人会为他们考虑的,这是写作的一部分。诗人不能只考虑所谓灵魂、修辞之类的大事。毕加索办画展的时候,自己去选择画廊,甚至在墙上钉钉子挂画。有效的诗歌朗诵会不是诗歌小圈子的自我欣赏,它应该有利于不写诗的读者读到好诗。社交式的、隐喻的、自我表演的诗歌朗诵会只是在一次次拉开诗与读者的距离。
 
  4 你写诗的同时也一直在坚持散文创作。对你而言散文和诗歌创作哪种创作体裁更为自由?散文新作《建水记》的创作缘起?
 
  不是坚持,我的写作是文人的写作,文,就是写一切。文明,就是以文照亮。像中国文明的黄金时代的那些普遍的文人一样。我什么都写,诗、小说、随笔、散文、摄影、纪录片,我每天都要写毛笔字,不是什么书法,就是保持和汉字的身体性关系。键盘已经令汉语作者越来越不会写汉字了,很危险。90年代我甚至在牟森的戏剧车间当过演员,与金星同台演出。文,写一切,唯一的共同点只是“仁者人也”“止于至善”。怎么写有感觉我怎么写,苏轼所谓的“随物赋形”。
 
  《建水记》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建水云南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一个四百年前手工建造的古城,至今依然保存着,没有成为建筑博物馆,传统的生活方式依然。没有像丽江被旅游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