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江河:诗歌地理的逻辑、结构与线索

2017/11/24 13:44:00

欧阳江河:诗歌地理的逻辑、结构与线索
 
  张清华从一个批评家的角度、从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角度,将不同的历史内在逻辑、结构、线索加以追踪、整理和呈现。依我所见,我们从词与物的关系来考察和建构中国诗歌文本史,就应该将物质文化进步所带来的种种变化,放到对写作新规则之出现、写作新能量之积聚、新格局之形成的深度考察里面。比如说,如果将印刷史的变化这个角度放进去以后,那整个宋诗的写作发生史就与唐诗完全不一样了,黄庭坚的重要性、革命性一下子就突显出来了,杜甫所说的“读书破万卷”就不只是一个隐喻,而是一个实在。得益于北宋时廉价印刷物的大量涌现,乡村书生人人都能海量阅读,所以诗词文本中才会有这么多的化典入诗,化腐朽为神奇。然后把翻译的影响也放进去,才会有佛义和禅味,对诗歌趣味和诗歌思想的散文化的影响。然后还有晚唐古文运动的影响,把安史之乱多种胡文杂语和汉语的混杂,把这个语言乱局对写作造成的影响,与佛经翻译史的影响,以及战乱带来的统治涣散、种族杂居史放进去以后,才会有后世对韩愈古文运动的总体认识。所有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后,就不仅仅是一个文本的写作史,句子的修辞风格的简单变化。我们在看待当代文学史时,也是如此。刚才张清华的发言,透出一种史学家的目光。比如,如何看待朦胧诗的发生,这个事件不仅仅是一个美学事件,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事件,是历史装置中种种政治的、社会心理的、美学的总的反应之汇集与激活。所以朦胧诗的地位和影响,也应该在这个角度被界定,这是朦胧诗本身的一个荣耀,但也是一个宿命般的局限性和短板。那么连北岛自己都在否定他自己早期的诗,那些让他成了大名的东西,那些事件史研究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诗意的成色远不及史料成色来得重要。不仅仅只是90年代以后的那个经济大潮的历史,或者更多的这种实际发生的事件史,据此勾勒我们对诗歌现象史的认识,那么这个文本史所反映的还有背后的更深刻的“现代性”这么一个东西。刚才张清华提及唐晓渡的文章,时间神话意义上的进步观,这个进步时间观其实就是现代性的一个大的隔断,新比旧好,一直追溯到康德的那个启蒙神话,从那以来,新人的诞生就来了,新我的诞生。那么历史这样追溯下来,变成了一个我们现在根据时间线索来划分,包括80年代、90年代、千禧年代,这个越变越庸俗的、变成一个断代史的、变成一个出生年代先后之别的文本史观,这是非常可疑的。根据这个呢,有什么第三代啊,或者下半身啊,后来还有千禧一代啊,等等,反正都是一些比较取巧的浅薄描述。就在这么纷乱的一个诗歌分布里面,张清华所提出的诗歌地理概念,其实是空间、时间、心理、语言的文本政治、新闻成分的一个综合,还有学术研究之要素,这么一个大的综合。他不是只是说空间分布不同,不是那么简单,而是时空转化,还有人的意识的扭结,还有精神分析的东西,精神分裂的东西,都在里面有所扭结。如果依照这个架构来理解中国当代诗歌史,我估计可能会是一个人类诗歌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我一直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盛世和乱世综合的时代,它的混乱、它的肮脏、它的残忍,和它的纯洁、它的崇高、它的神奇是混在一起的。那么这样一个混合里面,我们怎么从写作的角度去投射它,又怎么从诗歌文本史的角度去触及它、反映它,而且这里面还得考虑地方史、风格史、公共诗意与少数人语言两者之间的比例、以及和我们所说的大诗人这个概念,把这些东西扭结在一起,这样一种勾勒,我觉得是真正的是一部诗歌史的勾勒。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我再讲一个问题,就是新闻和诗歌的区别,以及两者之间的可能的、微妙的文本勾连。因为持续好几年了,我都在考虑当代诗如何处理当代媒体意识形态,这么一个特别困扰人的问题。怎么从诗歌立场的角度,从诗歌逻辑的角度,甚至从元诗的“发生”的角度,去综合处理新闻的东西,但又不把写作文本变成是一个所谓的意见的、媒体意识形态的、碎片化的东西?这是当代诗歌写作面临的一个根本的、大历史的挑战。那么从这个角度看,西川的那个《小老儿》,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文本,它涉及和处理了从时间踪迹到空间恐惧的、从繁殖到死亡的、从一到多的(最终导致“一”的消除)、这么一种当代病毒形态之发生和传播、这整个的过程。这跟于坚的《0档案》很不一样,作为一种深刻的现代性形态,一种人的存在形态,于坚的档案是归档,把人变成文字以后归档。西川的《小老儿》则是把已经归档的病毒释放出来变成生命,变成一种没有生命体的生命,没有面孔的资本,资本就是没有面孔的活体,就思想的活体,这样一种东西,一种只剩下集体性的个体,去掉“一”的多。这里面其实已经包含了时间被观念扭曲之后的空间肿块,已经进入了纯粹的、近乎清洁和神圣的、在抽象和绝对层面才能加以解释的、那样一种繁殖。非典时代的、电子病毒时代的、癌变时代的繁殖。它们共同搭建了一种新政治、新诗意,这新,刚刚出现。无疑,这种与多媒体新闻同步和同质的新政治、新诗意,它不只是传统的旧意识形态,不只是民主和独裁、东方和西方、贫困和富裕所影射的传统政治建构那么简单。举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例子,比如在非典时期,有携带非典病毒嫌疑的入境者,被查出来是绝对禁止入境的,这种禁止里面,就包含了的我所说的新政治和新诗意,新的可能性,关于人类境况的新描述。那么西川的《小老儿》有这样一个敏感,他抓住了这个从来没有被人类诗歌处理过的东西,这个使得反常本身作为常态的东西,将之建构成堪称诗歌地理学兼病理学的一个特别杰出的、新政治的、新诗意的范本。
 
  那么我再回顾另一个文学如何转化新闻事件的经典例子。最近我重听源于《暴风雨》的系列音乐作品,那么我又回头再读这部莎士比亚的名作。《暴风雨》的写作动因与1690年代(即伊丽莎白时代)的百慕大事件有直接关联,这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到了莎士比亚笔下,变成了他晚年最后一个完整的剧作,一个神话的、文学的崇高范本,为人类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带有幻想的精灵的这样一个新世界。这不是一个新闻的、事实构成的世界,而是属于心灵的、诗意想象的、观念开拓的世界,自我完全没有返回旧世界的那个工具了,航海之船被风暴(在剧本中是被魔法)毁了,剧中人只能留在一个孤岛上,由此诞生的一种新的处境:在你自己的新世界面前,你的新我和旧世界的关系产生了根本的割裂,存在的延续性在哪里?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两种方案,一种是,孤岛上新的乌托邦世界,要废除旧世界所有的东西,意识形态和技术,人只要大自然的不劳而获就行了。还有一种方案是普洛斯彼罗方案,就是原来的那个王(也是施魔法者),他代表的新我的诞生,但还有残存的技艺,权力关系等等,新我里面有旧我的残余,这么一个新人诞生的方案。这里面暗藏了一个文学与政治扭结在一起的检验,在你完全跟你的旧世界割裂以后,你置身于时间神话被扭转成异质空间之后,你检验你作为新人的存在,和原来的旧我的全部存在,它们到底是什么呢?这么一种全新的、割掉一切旧东西之后的、剩下的东西,其实在新世界和新我身上,这些传统的旧的东西,李白、屈原、杜甫、苏东坡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在这个全新的世界和文本里面他们还残存吗?在我们要避免写作的趋同,展示各种地方意义的时候,那种无人岛意义上的故乡,那种怀旧之思实际上是全新的,除了最后从莎翁百慕大孤岛狂想中诞生出来、抽取出来的美国意向,所谓新世界意象,不过是荒蛮之地,没有开发的、种种可怕的蚊虫的、巨毒的、狂风暴雨的、没有丝毫人工技艺痕迹的天然花园,它与人工最高次序的东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里,构成文本的元素,它的地方性是什么?它的全球化意识是什么?它在词语的共和国里面,它到底是英语、还是汉语、还是德语、还是神的语言?或者是人的语言?是诗学的语言,还是新闻的语言,还是历史考古学的语言?还是多语之间的翻译语言,或者是不可译、不可说、不可写的语言?完全不会说话的人,那个孤岛原住民格列班,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文明人的话语以后,他说出来的话,其音乐的内涵及外溢是什么?风景作为一个观念又是什么?等等。我一直在想这些东西在进入诗的文本之后,呈现出来的地方性,地貌性,个人性,以及语言区隔与归属。作为文学的、诗歌的语言,它不仅仅只是技术上的英语、德语、法语、汉语。由莎翁这个剧,最后启发了英国殖民者,引导他们发现了美洲大陆,发现了新世界,英国人将航海发现与意识发现、观念开拓放在一起,最后把他们的罪犯流放到美国去。作为新世界的美国就是这样出现的,从伊丽莎白时代的百慕大热,从当年百慕大一场震惊英伦的风暴和海难,被晚年莎翁做了文学性的提炼与处理,美国是这样一个关乎新世界和新人的镜像,就这么出现了。我想到诗人昌耀先生,他在词物的构成关系上,提取出地域的物质性,一种词语意义上的当地的物质性,那种质感,那种直接性,他有一首短诗《斯人》念及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什么此刻风雨,地球这壁一人独坐无语。这个时候诗文本中如果出现的是尼罗河,莱茵河,恒河可能都不大对,但密西西比河就对了。由美国这个深度意象里的新世界与蛮荒花园,这样两个完全分裂的东西,所构成的还乡冲动,归隐冲动,田园冲动,变成现代文学以后成就了那么多的大师。但是这个构造、这个冲动本身被弗洛伊德质问,这个对现代性的逃离和质疑,根本的质疑构成了困惑,其实就是整个20世纪的一个最大的文化主题:精神分裂。而没有精神分裂就没有美国。所以美国这个17世纪的蛮荒之地,一边是荒原,一边是花园,中间经过人的技艺之介入,经过莎士比亚《暴风雨》的文学性处理,诞生了新的真实。我们追逐这个意义上的文本后面的发明能力,发生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回到孔子的“知止”。在诗经里,江南的东西和北方的东西完全不一样,而江南作为一个知止层面的故乡,它可以转换成现代性吗?转换以后又是什么?我以为不是简单的复古。传统的丰富性进入文本以后,作为隐喻,有很多很多的层叠,对应于不同的当代性,形成各种不同时代的同时并存。不同时代的同时并存啊,就说到这里。已经超时了。
 
  刚才定浩讲的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文学中的地理不是出生地的一个问题,而是文本的问题,另外他注意到,就是当代这诗歌的这个缘由,如何传播技艺,为什么海子和北岛,因为他们的东西是更复杂的东西,但也是更简单的。因为他们的一开始是简单的东西。像庞德这样的诗人,我们没人能记得他的诗句,但相比那些为记住句子而写作的诗人,庞德无疑是更伟大的诗人。这里面有一个很复杂的张力关系,需要我们认真的考虑。故乡的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出生地的问题,而是一个写作的问题。我前一阵子去岳阳,700年前写《岳阳楼记》的范仲淹根本就没去过岳阳楼,没去过洞庭湖,但他写下这个传世千古的文章。这很有意思啊。
 
  互联网时代的地方性和地理,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互联网时代,地方性搁到互联网上去了以后,变成什么了,全球化吗?刚才德明兄讲到先锋性,它在网络时代的转型,我现在质疑的是先锋性本身,这个概念还存不存在?记得去年我跟叶兆言一起去苏州给中学语文教师们做讲座,他说起他爷爷叶圣陶的一个说法:我手写我心。对此我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写作是我手的问题,还是我心的问题?其实假写作,不仅仅是一个我手的问题,也是我心的问题,“我心”也是被制作过的东西,被资本啊、消费啊、权力啊、宣传啊、意识形态啊、流行伤感啊,等等元素制作过的东西。已经没有童心意义上的、纯属个人意义上的“我心”了,我心本身变成了一个被集体化、被制作过的假东西。所以假写作的问题在这。我们提当代性,当代性本身是不是一个被制作的东西,“坚信”是不是也已经被制作,已经是消费的产品了?已经是一个没有其本意河原文的、根性意识不在的那个东西了?已经是我们所有传播环节中的一个变体了?刚才西川讲的地方性,一个假的地方性,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质疑问题,要深究下去。
 
  现场这个话题其实是可以展开的,但今天没时间说太多。我举个例子啊,作为球迷,我看足球,一般是看转播,不去现场。我去过几次现场,每次都像假的一样,真的变成假的了,就特别像表演的感觉。因为我们已经被转播的方式改变了观看足球的方式,观者可以随不同的机位、从多角度去看是不是犯规了,是不是越位了?好像更公正了。但是比赛的现场感大家都知道,有时候误判啊,错误啊,还有那个气氛,跟球没有太大的关系。从球的角度来讲,不在现场反而更权威了,客观的眼光啊什么的。至于写文学史,是不是在现场,在现场重要不重要?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在现场,隔了一层,内外有隔或许更有意思?这是可以讨论的一个话题。
 
  元峰的发言非常好。我们的讨论围绕张清华老师提出的话题,前面很多人的发言,把他放到了一个开阔的、多元陈述的开放性语境,那么这个话语分支,包括民刊的一些变化,包括发展到最后甚至连弥撒亚时刻的末日感也给逼出来了。这里面的压缩非常有意思。元峰提到一个问题啊,之前言宏也提到了,就是《今天》改为《此刻》。大家都对此表示关切。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转型,这个转型的得失并不是一个神话时间终结的翻版。其实《今天》是个同仁刊物,从老今天到新今天本身就有一个转型,那么我是从新今天这个角度进入的,作为社长我也从来没有管过编辑问题。现在又转型为《此刻》,交给年轻人去编辑,这个杂志表面上看来转型是失多得少,这不是说由国外转到国内,由老今天转为年轻的《此刻》所造成的。或许有更深刻的、文本的、社会的原因。但是更大的危机,刚才我们也讨论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先锋性的失效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转型不能成功。这真的很麻烦。首先就是一个代替转型的新方案,我们有吗?北岛他们那一代,那个老《今天》时代的写作内驱力、那种写与读的时代遗风,那种写作方式与存在方式,现在已经没了。老今天的写法与读法,后面的那种活法,没了。一切都变了。然后我们这代人面对的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今天,今天的神话,今天的还乡意识,今天的田园冲动。进入新世纪以后,莎士比亚的笔下的暴风雨过去之后,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个新闻事件变成文学、变成美国梦之后,美国带出全球化的问题之后,而全球化本身又是一种被宠坏的地方性,比如北岛本人,他到底是一个全球化还是一个地方性?或者他只是全球化语境里面,中国这个地方诗歌品种的一个代言人?但这样一个时刻,种种危机来源于写作本身,不是说只来源于表面的风格的化身,或者只是波及文学史、诗歌史的翻译与传播,这个转型包括媒介与心灵的多层次接受方式,把先锋话语的界定、风格的原创性啊等等,或者进入学术描述以后的样态,这样的危机都总括进来。但是最根本的危机还是写作本身。所以对于《今天》的转换,我的看法是最极端的,停掉吧。我三年前就提出过。因为写作本身的不一样。这个杂志,真的不是年轻人一代的杂志,停掉它,就是为了保住这个“不是”,这个老今天固有的、断代史的珍贵品质。这样来保证,这个杂志变成一个过往世界的表象。我们这群即将推出历史舞台的人,作品反过来维持这个杂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什么,还乡冲动?这里的悲哀,其实还是在这个时代的总体的写作的危机,这是更大的一个危机。写作本身是不是出了问题:比如写作的趋同化,而不是杂志的、印刷物的趋同。我最后再说一点,人活着一定要有更为久远的、已成亡灵的历史意识,我现在是五百年前的某个人,或者五百年以后的某人也提前活在我的命里,你带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你思考的问题,你的选择,你的冲突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死者刀枪不入。在这个形态下写作,思考问题,看待这个世界,你会有另外一层的清醒和释然。那么文学史的目光是不是应该放在这个样态上去,这个我说的是题外话了,但这是不是也是诗歌地理学的一部分。
 
作者:欧阳江河 
来源:文艺争鸣  
 
http://www.zgshige.com/c/2017-11-24/47928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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