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家】张后访谈废话诗人杨黎

2017/7/21 11:21:00

【访谈家】杨黎访谈录
 
打开天窗说废话
——张后访谈废话诗人杨黎

 
杨黎(卧夫/摄)
 
张后:刀光寒,剑花香,西风啸策马,一眼春光;潇洒江湖行,狂气透千层,雪蹄踏平沙千尘,万砂盖浮云,豪气舞狂风。刚过完年,没啥可送的,拿这首诗赠送给你吧?不是我写的,但送给你比较合适?我觉得合适?不管别人怎么说?
 
杨黎:呵呵,你一来就给我掉个书袋,掸个花子,的确搞得“潇洒”又“狂气”。一口读完——因为是你送给我的,不然我不会读——发现这个长短句颇像某部武侠小说的开头。武侠嘛,我是喜欢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它也许适合我。


不过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刀刀枪枪的人。打小我就不喜欢,长大了我还是不喜欢。关于这个问题,我对自己有过比较长久的反思:在我的同类之中,我似乎是少数的少数。这个反思曾经让我害怕和自卑,甚至有点怀疑自己的性别趋向。好在对香气花气酒气(必须包括酒气)我还算豪气有点,才勉勉强强混了下来并打算继续混。


说到这里我就多说两句。我和我许多朋友,都有一个比较羞怯的特点,或者说弱点吧,就是我们都非常怕鬼。一开始,我们彼此都隐藏着这个弱点,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男人怕鬼似乎会被他人嘲笑。在这个阴气很重的国家,有许多时候,他们把胸毛、刀枪和不怕鬼视为阳刚之气,而把它贬得一塌糊涂。事实上并不这样。我后来发现,我的和我一样怕鬼的人,其实他们在人类活动中非常敢于承担。


他们怕鬼,那是他们天生有着通灵的一面。
 
 
张后:第一次见到你,也是在大连,2005年,这我在访谈伊沙时提过,你当时在大连玩的好好哦,好像还玩过一只鹰什么的?写过几首在大连的诗,五十年以后或许会有人出钱将你的诗刻在“老虎滩”石碑上,再在沙滩上写上废话诗人杨黎到此一游?
 
杨黎:我第一次去大连是1995年,当时我开始做书生意。但那次对大连我几乎没有印象,也没有和大连人发生关系。见到朱凌波,只是我意思里他还是黑龙江牡丹江的人。我第二次去大连,已经是2003年8月,北京“非典”刚过,我和吴又一起去大连拜访一个做生意朋友。这个朋友蛮好玩的,他原先是沈阳某大学的老师,后下海发财。2003年左右,已经是有钱人的他,回忆起自己曾经喜爱的文学,准备拿钱给我们出《橡皮文集》。为这事我去的大连。在大连,我见到了看见了(谈波),也见到了海。我是第一次见看见了(他很好),但我不是第一见海。海我见过N次,感觉(在中国)海越往北,就越有问题。我第三去大连就是你说的这次。这一次我们是一群人,从沈阳一直耍到大连,非常愉快。
 
只是我唠叨了半天,我究竟想说什么?你又想问什么?我觉得我在大连看见你时,你正从一间床上爬起来。你在穿裤子?
 
我的诗不可能刻在石碑上,我的写作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不要说50年,就是500年也依然如此:如果这个世界依然是现在这个得意洋洋的样子,我永远不会。你看最近搞什么网络整风,我的许多作品均遭遇了不幸。《打炮》如此,《向毛主席保证》也是如此。


不仅是它们无法发表,甚至是网站也纷纷被迫取下来。就说我在大连写的诗吧,其中有一句“鸡吧高高唱晓”,不是也被强行改为“雄鸡高高唱晓”吗?我真不知道,雄鸡高高唱晓我写它干啥子?当然,我这里不是说编辑,我是说我们的制度和文化追求。

 
 
张后: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在西坝河的一个酒馆里,2006年,你可能不知道,那是我到北京的第9天,大概可以这样说吧,我在网吧的QQ里遇到了张3,他说你没事过来玩,晚上和杨黎一块喝酒,我一兴奋打车就去了,刚来北京我对北京东南西北分不清,这一打车花掉我差不多七、八十块钱,原来好远哦,苹果园到西坝河,穿过几个区?我差不多以为司机故意绕我了,哈哈,你当时和蝈蝈、张4在一起?你染了很时尚的黄头发,还有两个女孩子,我记得你曾写过一天下绝对:张34张稀稀,靠,绝了,这对子,谁能对上来?找唐伯虎吧?可惜那天没见到你对子上的张稀稀,不一会儿张羞来了,他刚出本小说,叫什么来的?那天酒桌你说过一句我一直记得,我说杨黎没想到你这么大?你是1962年?你说错,我不是大,我是老。你比传说中的杨黎更真实?
 
杨黎:不说自己老,那就说自己小。而说自己小,多少是要吃亏的。我是最近才明白这个道理。比如我说我是30岁,其实我非常吃亏,人们一看我这个样子就自然会说我出老,甚至太出老了。而我如果说我60岁,人们必然会非常羡慕我。以我现在的长相,如果我真的是60岁的话,那很多人都会问我是怎样保养的。
 
只是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想到。我一直就说我是1962年的,我不老实已经不行。
 
你提到北京西坝河让我浮想联翩,你那次过来喝酒的事情我也记得非常清楚。只是我不记得你是从苹果园过来的。我甚至还没有去过苹果园。北京非常大,而我们需要的地方其实只是一张桌子,放得下几瓶酒。
 
是的,那一切已经散了,但并没有散完。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到现在,西坝河也没有散。我和张3也许暂时离开了,但张羞、慢三、小平和小虚他们还在。就在昨天,吴又、刘按还过去找他们喝酒,就在你和我喝过的那家酒馆,它叫渝川酒家。在那条街上喝过酒的诗人,我们搬起指头数一数,它简直吓死人。
 
我觉得做一个真实的人非常可怕,所以我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人。

 
 
张后:2006年底你搞那个“极限写作”咋把自己搞进去了,哈哈,好像小云写篇文章称你“作茧自缚”,好玩,你愿不愿旧话重提一次,我当时也写篇文章《送杨黎》,坚决反对你把自己关进去,我这样写道:这起所谓的“极限写作”事件,看似是一个行为艺术,实则呢是一种谋杀,黄岩也好,舒非苏也好,他们在犯罪,在犯谋杀罪,应该有人去报警,去制止和阻挠这样一个和自杀差不多的行为?

杨黎啊杨黎,你怎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受制于他人呢?你现在头发都已经白了,你在没有阳光的小屋里自残一年,你出来时你的头发肯定会和芒克一样白!如果你真的能熬住一年,你一定要在2008年的122日差一分或一秒就到123日出来,这样你就可以牛逼的拒绝领取那个鸡巴20万的奖金,封一些不理解你的人和藐视你的人的还有非议你的人的口!呵呵,来谈谈那些事吧?挺好玩的?
 
杨黎:好吧,我们谈谈这件事情。


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我早就想谈,只是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换一句话说是没有找到喜欢倾听的耳朵。现在你给了我这个机会,还自己带着耳朵,我就说吧。
 
想起来,它们的确已经很久了。
 
2006年12月,黄岩与西班牙什么机构合作,搞了一个什么“数字诗会”。谁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现在之所以说起它,是因为我的这个“极限写作”要从那里说起。
 
在这个诗会期间,我和黄岩接触频繁。大家知道,黄岩是当代艺术家,非常喜欢与搞行为艺术。这基本上是它的本质工作,更是他成功和发财的方式。我记得在2003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基本上还是一个穷人。而短短几年后,他就鸟枪换炮,实在让我羡慕。我非常清楚,我是一个庸俗的人。
 
在那次诗会结束的酒会上,我和黄岩谈起了“极限写作”。它当时还不叫“极限写作”,具体叫什么我现在也记不清楚。要知道,对于我而言,那应该是一次酒话而已。我的谈论基本上是从《做一年》说起的。这本书是我的朋友萧元写的,是写的谢德庆的事情。谈着谈着,我仿佛在里面发现了生意的机会。
 
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要把我自己关进去。关于这一点,我的许多朋友可以证明。在上面,你提到张小云说的“作茧自缚”,其实应该是我自己说的。2007的头几天,我曾经开玩笑地说,我主要是活在成语中间,或者说我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古代成语的当代意义。作茧自缚是其中一个,请君入瓮是其中又一个,遇人不淑和破镜重圆是其中的另外两个和三个。对于这些成语,在2006年底和2007年初,我都有自己的遭遇。
 
我第一个找的是乌青,我后来还找个马策和张万新等人。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找乌青进去,为他策划的是《十万个为什么》。这是他最想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也应该是一部很不错的小说。我对他说,你进去写吧,有人管吃管住,还给你出版。当然,我策划中最为得意的部分,是关于马策的:马策的新闻猜想。在整个2007年里,马策在没有任何信息资源的前提下,每天根据自己的想象,虚构一篇新闻报告。
 
真的叫遇人不淑啊,这些大侠最后均以这样和那样的理由把我拒绝了。其中最普遍的理由,是对失去自由的恐怖。包括对没有性生活的恐怖。其实他们对我太不理解了,我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性爱主义者,我怎么可以干出这样的事情呢?
 
在那个时候,我不可能对他们说明白,甚至我也不可能对我的合作者黄岩和苏非舒说明白。其实我早就想清楚了,我这个策划最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谎言。所谓自闭一年,不接触任何信息,不出那间狭小的屋子,这一切都必须是虚假地承诺——如果它不是虚假的,它才真的没有一点意义。
 
我这样想的,我也是这样做的。在短短的11天里,我每天和乌蒙、苏非舒喝酒,和女友发短信,并通过优盘了解外面的各种情况。大家想一想,我一个如此热爱人类的人,我怎么可以远离人类那么久?
 
后来,我的想法和行为与黄岩发生了巨大地冲突。我简直没有想到,原来黄岩是一个如此有原则的人。他接受了我的策划外部的一面,却坚决反对了我隐秘的部分。我记得他对我说,这怎么可能?如果大家知道了,你还怎么混?
 
所以,事情的真相就这么简单。11天后,当我明白我不可能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做的时候,我就选择了结束这个行为。我现在对这事,依然非常后悔。它就像一个成语,比如遇人不淑。真的,如果黄岩或者苏非舒他们支持我,这个事情的最后应该是什么样子呢?骗人?我承认,我高兴,主要是被骗的人也许比我还高兴。
 
另外要补充一点,所谓20万的事情,压根就没有。它仅仅是为了使这件是说起来像真的。就像后来的什么越狱,什么逃跑,都是我自己帮朋友找的说法。
 
你现在清楚了,你是不是觉得那些“藐视”我的人都有点瓜?

 
杨黎与青岛诗友在一起
 
张后:你以前的橡皮网站,曾是我留连的梦乡,当然这是一种比喻,我知道你是不喜欢用比喻的,你的废话写作,讲究语言的无意义状态?这有点像我一个朋友写的诗观,她说:“借诗的名来写自己、写别人、写生活、写这个花花世界!”你们似乎异曲同工?
 
杨黎:我的废话写作从来没有“讲究语言的无意义状态”,当然也就不可能和你的朋友“借诗的名来写自己、写别人、写生活、写这个花花世界!”而异曲同工?
 
不过我们的确可以回忆一下橡皮。2001年1月23日创办的橡皮先锋文学网,2004年5月的一天(记不清哪一天了)被我关了。这个许多朋友创办的网站,却被我一个人关闭了,这是不是我太霸道了?甚至我们可以追问,我杨黎有没有资格关闭这个网站?
 
我其实是没有资格关闭这个网站的。正如我上面所说,橡皮是许多朋友共同创办的网站。它一开始,就遵循着非常民主的原则。奇怪的是,这个一直民主和自由的网站,到了2002年以后,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许多朋友围绕着它吵架。老的和老的吵,小的和小的吵。我置身在这些争吵里面,不仅无法调停这些争吵,仿佛还像是这些争吵的积极参与者。最为可怕的是,当时我喜欢倡导一种比较绝对的写作,这原本是一个人自己(或者他们几个人)的写作追求,也莫名其妙地被拉入了捎带着强烈是非恩怨的争吵中。而在这样的局面下,许多人离开了橡皮。橡皮好像成了我自己的私家花园。
 
如果是现在,我干脆就接受这个花园。但当时我错了,我以为那是大家的,其实大家已经不一定要它了,而在这个时候,我就一气之下把它关了。我后来非常后悔,就像我一气之下就结束“自囚写作”一样。我这个人啊,我真的对不起许多朋友,他们常常给我说,他们喜欢橡皮。当橡皮关了后,他们没有地方去。
 
橡皮短短四年,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和作家。他们到现在依然保持着旺盛地创作激情,而最可贵的是同时依然保持着对这个热闹的文学世界的不屑。我真想找一笔钱,开一个“橡皮酒会”,把他们请到一起。
  
张后:我曾读过你一首写给韩东的诗歌,对,对,就是这首:
 
《给韩东的一封公开信》
 
亲爱的兄弟
如果你真的
对我的诗歌观点
那么反对
我就把它
放弃了
怎样
我不愿意
因为它
而影响
我们的感情
 
看得出来你写这首诗时,一定眼里饱含着热泪,它很深沉,也很诚挚,我访谈伊沙时,伊沙在谈到和韩东的联系时,用了一个很外交的辞令,说和韩东保持大使级的外交,你呢?这以后,我是说这首诗以后,我想知道韩东和你还有多少联系?
 
杨黎:你完全说错球。我怎么可能“饱含热泪”呢?我写这首诗时,心情非常轻松,就像我和韩东在谈话。我们谈到了一些比较理论的事情,一些因为理论或者某句话而引起的江湖恩怨是非,然后又谈到了我们的友谊。相对与我们的友谊,其他的东西似乎已经不太重要了。所以,有了这一点,也就是我写这首诗的一个原因。
 
我和韩东是1986年认识的。在认识他之前,他就已经是我的偶像。当时我的偶像有两个,除了他之外,另一个就是于坚。那个时候四川诗歌比较热闹,热闹得很自以为是,但我却是这个热闹世界里的边缘动物。只是我乐于当一个边缘动物。
 
根据你的要求,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写这首诗后和韩东的关系。我写了这首诗后,我和韩东总共见过三次面,一次是在北京(2004年),一次是在南京(2006年),一次是在成都(2008年)。我们平均两年见一次,而每次见面我都非常高兴。在我的心中,我一直把他当成战友(非常八十年代的词,我喜欢)并是我最喜欢的诗人和作家。

 
 
张后:从你的很多随意的行为中,我觉得你是一个性情中人,例子就不举了,反正你明白我说的意思,由着你自己发挥?但我又从你当年的面对“好多人放弃了诗歌,就像这个时代一样放弃了诗歌”形势中,体味出你其实是一个特别理智的人,记得你说:“……终于进入了人类文明的正常轨道,该吃的吃,该睡的睡。诗歌回到了诗歌本身,而不再是文化的全部,甚至不是文化的主流和热流”。现在诗歌果然一如你所说的回到诗歌本身了,人们不在为诗歌而狂了,该干嘛干嘛,诗人不在无限祟高、无限放大?你的眼光很有前瞻性,现在很多知名的诗人回首往事的时候,多少都有些失落,你有吗?
 
杨黎:我当然没有失落。我为什么失落呢?或者说我失落什么?在整个人类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诗歌什么时候算得上没有失落?
 
不过我愿意重新谈到尊严,这不仅仅是诗歌的问题,其实更是人类自己的问题。相对与人类中的各种类群,当代诗人这个类群的尊严几乎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和地点,均可以对诗歌以及诗人说三道四。缺衣少吃是这个类群失去尊严的主要原因,而写诗不能够换取简单的衣食是这个原因必然的结果。我曾经想过,如果写诗可以像举重那样“为国争光”的话,那诗人也许可以得到人民的爱戴。但事情显然不是这样,诗歌的无用显而易见。我记得,布罗斯基就被前苏联宣判为寄生虫罪而被流放和劳改。
 
这肯定不是一个“主流”判断,但它总是代表了人民大众的“集体无意识”。对于那些游手好闲的诗人,这个“集体无意识”变得极其主动、积极。他们把社会仇视和怨恨全部(至少是大半部分)视为是诗人这个类群的错误,讨之伐之嘲笑之。尊严,这个人类严肃的话题,早被人民大众抛之十万八千里。
 
我觉得这个问题远比诗歌“边缘化”的问题更严重。在极端资本主义的今天,经济成为人类衡量得失和评估价值的唯一尺码,这才是危机的真正核心。而且是人类的危机,不单单是经济的危机。那太可怕了。我曾经去过一个房产大亨的家,他的家可以住一个连以上的人,而这样的家他在北京至少就有四个。操,说远了。
 
 
张后:其实我不喜欢一种按年排序的规则,比如说你杨黎是什么中国“第三代”诗歌的代表人物?是中国诗人的代表人物就完了,干嘛非扯什么第几代第几代的,靠,你们是电器?手机?我记得我以前用过一种打火机,分几代几代,第一代普普通通,第二代略有点不普通,等第三代打火机就有戏了,就可以用火燎一下,机身上能出现一个裸体女人的图案,过个一两分钟又会逝失,有人喜欢看,就总用火去燎,结果可想而知,爆炸了,是不是从你们那个什么“第三代”诗人身上也能看到点什么?
 
杨黎:呵呵,你的举例非常好玩。
 
只是“第三代”诗歌并不是一个“按年排序”的说法。世界上有“第三代”诗歌,但并没有第一代、第二代诗歌,自然也就没有第四代、第五代诗歌。我们当时说“第三代”是在说一个名词。具体而讲,它是针对1980年代初期,流行与中国现代诗歌中的三个群体。其中一个是影响最大、但已气数渐去的今天派,一个是风头正大的史诗派,另一个就是“第三代”。今天派我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史诗派我说说,大家可能已经不太清楚。这个流派主要是以杨炼、江河等搞起的,四川欧阳江河、宋氏兄弟和石光华等积极追随。他们在1983年左右,影响最大。进入九十年代后,这个流派分裂重组,就是后来的“知识分子”写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史诗,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文化性。
 
而“第三代”是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写作流派。他们大致包括了当时的他们、莽汉和非非。这个群体的特点,就是反文化、反英雄、反崇高和口语写作。到今天,我依然乐意称自己为“第三代”诗人,它和中国诗人作家其实差异明显。

请原谅。


杨黎与朋友们在一起
 
张后:最近一段时期,你在干嘛?度假?写的很少,甚至不见你有新作品出来,你不是想写就能写出诗来的吗?有人说你失去女人了,说你一失去女人就写不出诗来了?诗是你的心脏,女人则是你的贤脏?还有一种说法,说杨黎渐有大师气象了,按我的理解,所谓大师气象,是不是就是写的少,离群索居,神龙见首不见尾了?但我不愿是后一种说法,我喜欢食人间烟火的杨黎,无论你是耍浑还是闹酒,都有趣味?譬如你的马丽譬如你的五个苹果?
 
杨黎:真正的大师就是要多写,比如像伊沙那样。我实在佩服他,每月一堆,他好像已经坚持了几年。我祝愿他,如果坚持到10年,那应该是一个世界奇观。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我认为他肯定可以达到10年并超过10年。
 
我其实也不是写得少,我或者仅仅是2008年写得少。那原因非常简单,2008年我做了一些其他事,挣钱吃饭的事情。我如果敢不去做,我当然不想做,那我就没有饭吃。这个问题非常现实,开不起玩笑。但无论怎样,2008年我写过《地震》这样一首诗,我比较满足。
 
这是众志成城的好时代啊
万众一心,我比较孤独
 
而从2008年冬天开始,我在写小说。
  
张后:你以前写过一个《杨黎说:诗》,给过我很大的启发,无论废话诗也好,抒情诗也好,是诗就有许多相通的东西,你在“诗19”中说:诗无现实。我特别能接受,我的诗一直存在梦幻中似的,所以我写什么都是和现实不搭界的,其实它真的不搭界吗?实际上所有的诗歌只是一种语言的形式,写出来的任何文字还是现实中的,可你在“诗60”中却说,诗肯定不是一种文化现象。诗与文化无关。文化是我们现有的存在,诗应该是存在的另一种可能和企图。那该是什么呢?是哪一种可能和企图呢?我有点钻进牛角尖里去了,我琢磨了很久,没有琢磨透?
 
杨黎:理论上的问题我们就不谈了吧,因为我现在也的确没有时间来回答这些问题。我非常忙,每天至少要写几千字。我写得很慢,请你理解我。
 
但是我还是想说几句,我说的“诗无现实”,根本不是说的什么“诗一直存在梦幻中”。关于这个问题,有时间你可以参阅马策为我做的《关于<五个红苹果>的访谈》。或者有机会,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谈。我喜欢钻牛角尖的人,这样的人认真。


杨黎与严力(左)

张后:你是不是有点不喜欢北京了,2008年你在北京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你们四川的几个哥们都相继回去成都了,张3、华秋,我记得华秋和我说他回去写小说,我知道北京这地太浮躁了,有很多胡同意识?不适宜搞创作,成都多好啊,有茶有酒有粉子,有一种别处没有的天府味道,李亚伟也早就结束北京的生活转战回成都他的积香厨了,你们这些好玩有趣的人,好像都特别留恋故土?我仿佛从某种征兆中又看见你在1980年代的成都袖手飞扬的杨黎?春天来了,杨黎,你什么时候还回来?没你的北京好像寂寞了许多?
 
杨黎:我怎么会不喜欢北京呢?北京有我那么多朋友。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比如对于成都和北京而言,我并无太多朋友之外的比较。无论是成都还是北京,朋友之外我们可以比较的也许非常多,也许却非常少。我喜欢北京,完全和北京无关,仅仅是因为那里有许多朋友。我喜欢成都,道理同样如此。我其实有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我好希望我所认识的朋友,我们都住在一起:那是不是一个理想?
 
张后:梨花诗捧出一个赵丽华,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真正的废话写作却是出自杨黎之手,一百年不一定出一个杨黎?谁知道呢?如今诗坛无定数?什么时候又有过定数呢?我的旧物旧文旧书太多了,就像一个聚宝盆,我自己都奇怪了,我常常能有意外收获,最近我又翻出来19918月号的一本《诗歌报》月刊,你还记得这期杂志吧?你可能知道我下边要说什么吧?我竟然看到上边有你的几首诗歌,这几首竟然是抒情诗,而且诗写的很粉艳,听名字就知道,什么《少女十四行》啊、什么《芍药十四行》啊,呵呵,又是少女,又是花的,如果上边没有你的一张很帅的相片,打死我也不会和现在你杨黎联系在一起,其实你并不是什么废话诗人,你骨血中藏着很深的抒情情愫?“少女:越是夜晚越是响亮/但她最迷人的地方又恰好在中午/无论谁,只要他误入了这片光芒的沼泽”、“和玫瑰一样是可供观赏的植物/其组成的型状与颜色来自古代的花园/一年一次;开了然后又谢/短暂的风采永远照亮着人间”……我想说的话是,无论是谁,抒情的情愫在心底是永远的?你承认吗?
 
杨黎:梨花体究竟和废话有什么关系?这个误会一开始就搞大了,并一直大到现在。我和赵丽华见过几面,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过诗,哪怕是一个字。而在赵丽华的文章里,我也没有看见过她谈到废话,更不要说承认自己是废话中人。
 
赵丽华和废话拉上关系,应该说是因为她几首被恶搞的诗。2002年吧,橡皮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网名为“我不是竖”的网友,她连续张贴了许多诗歌,其中就有后来被网民恶搞的那几首。当时橡皮非常火,而竖是橡皮上非常火的诗人。也许是因为赵丽华特别喜欢竖,也许是她觉得自己的诗有点像竖的诗,所以她就为自己取了一个“我不是竖”的网名。不过我记得就在当时,我给她的诗留了这样的一句话:你的确不是竖——所谓失之一毫,差之千里。我觉得,我的这个留言,简直那样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我很喜欢谈下面这个问题,就是抒情的问题。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抒情的人。在我刚开始写诗时,我非常抒情甚至“滥情”。我后来知道,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掌握诗歌最基本的技巧。比如克制。再后来,有观念开始在我的写作起作用。作为一个“第三代”诗人——请原谅我自己也这样说自己——我意识到“实验”精神必然引领着我由一个自发的写作者过度为一个自觉的写作者,并且把这样的过度还原为写作的“自实”。我认为我是成功的。

当然,在这样的过度之后,“客观性”“冷抒情”以及“平面化写作”蜂拥而至,它们几乎成了我的标签和身份。能够记得我写过《少女十四行》这些作品的人,简直太难得了。而能够从《高处》中阅读到我的抒情品质,就更难了。当然我并不怪读者。《高处》实验精神过甚,它需要时间。
 
不能单纯地从技巧上去理解废话,废话其实就是诗歌的本质。关于这一点,它一说又说到理论上去了,我就不说。我认为,把抒情和废话对立,说到底就是对废话和抒情的不了解。废话,说一千到一万,不就是“言之无物”吗?“诗啊,言之无物”,早在二十年前,我就这样表达了我的观点。它未必是对的,但它肯定也不是错的,更不是必须遭受万民共讨的谬论。人间如果有真理,人间是不是就有谬论?
 
而抒情是诗歌的重要品质,是语言中自发的诗歌精神。每一个诗人在处理语言的过程中,均会发现这样的品质,以及深入这样的精神。我们现在的语言中,那些著名的感叹词,就是这些品质啊精神啊的原始词根。否定诗歌的抒情品质,或者认定抒情是诗歌唯一的品质,其实都是对诗歌的错误理解。相反是有了废话诗歌观念之后,我们才有了关于抒情和诗歌的正常定位。什么是诗歌,什么是抒情,这是诗歌的首要问题。
 
不说这些理论了吧,我给你们讲一个抒情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艾青讲的。那是一个黄昏的时候,艾青路过一个工地。当时天色已晚,但是依然朦胧可见。工地上人去物空,冷清清一派萧条。艾青漫步在这个冷清的工地上,仿佛有点冷淡的感觉。这时,他突然看见工地的某一地方悬挂着一个黑板,黑板上写着这样几个字:安明,请记住那车子。诗人艾青说,他那一瞬间简直就是看见了诗。
 
所以我一直认为艾青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他之所以没有成为伟大的诗人,那完全他和一个错误的信仰联系在了一起。雪落在中国的地上,这些是多么感觉的句子,但是后面却紧跟了一个体制的弊病。那他就是在天才也只有大折扣了。不过艾青有个儿子,表现非常不错,我们可以认为那是诗人的善报。
 
好了,感谢你给我说话的机会,我高兴。
 
2009-2-18问,2009-2-25答


杨黎(左)与张后
 
杨黎简介:
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非非主义创建人之一,废话写作的理论建设者。诗人和小说家,出版人,文化活动策划人。写作出版有《小杨与马丽》《打炮》《灿烂》《向毛主席保证》《五个红苹果》等。
1、杨黎,1962年8月3日生于成都。
2、中学开始阅读大量文学著作和杂书,并认识王镜、魏国等同学。
3、1979年,马上就将高考的我,却埋头在一间破烂的小屋子里,写作我的第一篇小说。其中许多细节,至今仍然记得。也是这一年,又突然开始喜欢现代诗,并与秋天写出第一批诗作。其中一首叫《啊,威士忌》的作品,记忆深刻。
4、1980年春天,进入银行工作,并开始第一次真正的恋爱。几个月后,第三者介入,恋爱关系重组。写作出现第一个高峰。10月,和王镜、铁蛋、童柯、魏国等创办《鼠疫》。12月,从王镜处偶然得到葛里耶的小说《窥视者》。
5、1981年,诗歌写作的同时,重新开始小说写作。写出短篇若干
6、1982年,跟铁蛋一起学习太极拳。写出短篇小说《第二扇窗户是敞开的》《到第九层楼去》《你的黄昏我的黄昏》等。
7、1983年5月1日,一个人首次坐火车离开成都,去重庆旅行。夏天,开始写长诗《中午》。秋天写出《看水去》等诗篇。年底开始长诗《怪客》的写作,并与铁蛋、王镜、童柯、魏国等筹办《然而》。
8、1984年2月,《然而》创刊。《怪客》《中午》均刊发其上。5月,与女诗人李瑶合印诗集《微型棺材》,刊有我的诗作《订婚诗》等。7月,认识周伦佑。8月,认识万夏。9月周伦佑胞兄周伦佐来成都,一起策划创立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
9、1985年元月,彻底和女友分手。并与同月,在朋友李涛陪同下,首次出川。4月,辞去银行工作。5月,和万夏、赵野创办《现代主义同盟》。秋天,深入四川乡下散心,并写出《街景》、《小镇》和《风向》等诗。年底,和骆耕野、万夏创办文学书店和Y咖啡,并再次去重庆,认识小安。
10、1986年春天,与小安在重庆结婚。5月,和周伦佑、蓝马等创办《非非》。7月,在成都接待新婚的吉木狼格和杨萍。同年,写出《高处》、《西西弗神话》、《红灯亮了》、《英语学习》、等诗。也是在这一年,写出文章《激情止步》,并发表于《深圳青年报》。这是我关于诗歌理论的第一篇公开的文章,在里面我提出了“语感”。
11、1987年,出版《非非》第二期。7月,写出关于第三代人的文论《穿越地狱的列车》,以及诗歌《语录与鸟》等。年底,与周伦佑、蓝马去北京、沈阳和合肥。在合肥将诗歌《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交《诗歌报》,并与第二年获该报大奖。
12、1988年,写出哲学笔记散文《立场》三篇,并同时写出文论《声音的发现》、诗作《声音》、《大雨》等。8月,认识何小竹。10月,出版《非非》诗歌和理论两本。
13、1989年,与尚仲敏、李涛、蓝马、魏国创办《九十年代诗丛》,后因其他原因没有办成。这一年,写出小说《在列车上》。
14、1990年,和蓝马、何小竹、吉木狼格、尚仲敏、小安、刘涛等出版《非非作品稿件集》,公开与周伦佑的分裂。同年写出长诗《非非1号》,并刊于《非非稿件集》上。
15、1991年3月,离开四川去湖北做生意。5月,小安生下杨又黎。9月,出版《非非作品稿件集》第二辑。
16、1992年春天,和蓝马、吉木狼格、何小竹创办文化公司。同年,开始写作《杨黎说:诗》和《论事物》等文章。
17、1993年年底,与蓝马分手,和何小竹一起创办四川矛盾广告公司。
18、1994年——1996年,基本离开诗歌圈子,但是诗歌写作依然不断。《大声》、《巴国布衣》、《大音棚夜总会》等诗歌,均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19、1997年,5月,和何小竹合印《新作品》诗集。6月,《今天》出版《非非专辑》,写出《我于非非》一文。8月,第一次编辑印刷自己的个人诗集《小杨与马丽》,里面收集了我1997年以前的部分作品。包括同年写出的《小杨与马丽》。
20、1998年,整理、完成《杨黎说:诗》和文论《论事物》、《说鬼》、《成仙三步曲》。也是这一年,彻底从“商海”爬上岸来。
21、1999年,与于坚、韩东、伊沙、朱文等在成都见面,商定创办《1999诗年选》。年底,该书由陕西师大出版。
22、2000年,2月,写出小说《打炮》和诗歌《打炮》,4月,写出文论《答朵渔十二问》。10月,与王镜创办橡皮酒吧。12月,为《2000诗年选》写出序言《打开天窗说亮话》一文,首次公开提出“废话理论”。
23、2001年1月23日,橡皮先锋文学网站创办。3、4月间,写出小说《从一场大雪开始》、《我们时代的拖拉机》、《游戏》等。5月,和韩东展开网络对话,继续张扬、完善“废话理论”。8月,移居北京,并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关于我的小说<睡觉>》。
24、2002年,3月,完成关于第三代人的长篇专著《灿烂》。8月编辑印刷第二本诗集《打炮》。10月,开始写作第二部长篇小说《向毛主席保证》。
25、2003年2月,完成《向毛主席保证》。8月,以电子书的形式出版第三部诗集《太阳与红太阳》。9月,写出诗歌《五个红苹果》。年底,完成《言之无物:木朵访谈录》。
26、2004年,1月,编辑出版《橡皮年鉴》。
 
张后简介:
中国著名独立诗人、高产作家。曾被评为1917--2016影响中国百年“新锐诗人”。其作品以情诗为主,意象奇幻,视角新颖,充满新唐诗之美。拥有广泛的读者,素有“梦幻之王”之美誉。并获过多种奖项,2017年获得网络文学诗歌组银奖。并著有历史小说春秋三大霸主系列:《雄飙霸主齐桓公》《威凌霸主晋文公》《荆楚霸主楚庄王》(1998)、长篇小说《再红颜一点》(2004)《像鸟一样飞》(2003年)、诗集《少女和鹰》(2004)《梦幻的外套》(2007)《纸上玫瑰》(2008)《牙齿内的夜色》(2005)《张后网络诗选》(2005)《草尖上的蝴蝶》(2005)《独自呢喃》(2012)及《三人诗选》(田力、张后、韩永合著2002)《丛林七子》(罗唐生、杨然、张后、赵福治、北塔、周占林、张嘉泉合著2013)、散文集《月光下的水影》(张后、海沫合著1995)、随笔集《诗人之梦》(2015)。《张后访谈录——访谈诗人中国》(2012)、访谈录《诗人往事》(2015)。2012年自编自导自演中国首部以诗人海子拍摄的诗电影《海子传说》。2016年创办中国唯一访谈类专刊《访谈家》。现居北京。
 
来源:张后供稿
作者:张后  杨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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